艾未未“Fuck”天安门 Ai Weiwei Fucks Tiananmen

陈凯 按： Kai Chen's View:

求真的前提是“信真”。 一个“不信真实”而“只信强权”的文化/社会逻辑地就会是一个“以欺诈为生/为荣/为智”的虚无文化/社会。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精神中的精髓 - 求真/信真必须成为中国未来社会的主导。 英文语言是“求真”的必要工具。

To seek truth, one must first believe that there is "truth". Faith in truth and justice becomes prerequisite for a "truth seeking" society. Logically, a nihilistic society that does not have faith in truth and justice will take deception as the ultimate wisdom. That is why Christian value of "Only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 must be first established in a post-communist China. And English language must be the tool in such a "truth seeking" culture/society.

西方的智慧是求真，中国的智慧是欺诈
West vs. Chinese = Truth vs. Falsehood

作者: 许锡良

星期一, 04/01/2013 - 14:51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要探究清楚这一原因，除了他已经说过中国专制皇权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专制制度的荒唐之外，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原因。一种文化的核心部位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二是思维方式。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决定了文化中的其他部分，包括制度的建立。不同文化观念的人，即使所建立的建筑也会体现其文化的精神。比如，中国的建筑特点就是要求左右对称，屋檐常常是勾心斗角。会场的设置也常常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栉比鳞差、层层环绕。不管这个核心叫什么，总之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角色。要是让中国人在圆桌上开会，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那样就会群龙无首，乱成一团。在中国人这里，开会的目的其实并不是真的是为了讨论事项，而是宣布事项的结果。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幕后密室里完成了。古代皇帝的所谓朝会，其实也是这样的。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三五个重臣之间在密室里完成了，其他的文武百官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地到朝廷里站站，听听结果而已。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只有服从权力的习惯，而没有服从真理的习惯。要中国人探求真理，还不如去死了好。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里面需要讲什么道理吗？有据理力争的空间吗？完全没有的。一个人权势特别显赫的时候，即使皇帝面对这种权势的威压也要服从“指鹿为马”的气焰。一切都由权力安排好了，大家根本不用再费心操神，各安其命，各就其位就是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思不出其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屁股决定了脑袋。

　　说到底，西方人追求的是真理，探求的是真相，他们在探求真理，追求真相的问题上，可谓是殚精竭虑，耗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最早是由亚里斯多德著有《工具论》，后来又有培根的《新工具》，为了探求真理，他们把思想的工具一再改进，因为唯有思维方法的改进，他们的认识才能够更进一步。因此，他们的智慧其实就是围绕着求真而来的。谁能够探求到更多的真相、真理，谁就是真正的哲人智者，谁能够利用真相、真理为人类服务，谁就是真正的智慧之人。因此，他们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些人推上了大智大慧之人的宝座，成为后人崇敬与学习的榜样。

　　然而，中国人的智慧就是用来欺诈的。孔子是中国人中最早公开宣扬欺诈有理的人。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其实现代法治精神里，遇到亲情关系的案件，既不能够采信子告亲的证据，鼓励告亲，也不像孔子那样“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式的“亲亲相隐”，而是要贯彻一条原则就是避嫌。一切不是靠告发，而是要靠证据来定罪。但是，靠证据而不是靠口供，就必须学会寻找证据，这个过程就要学会逻辑推理，学会用实验与测量以及医学解剖的知识与技能来寻找犯罪证据。可惜，中国文化在逻辑推理、实验、测量与其他科学知识方面几乎完全被忽略，因此遇到类似子告亲的案件，只好作出两种极端的选择，要么完全鼓励亲人之间互相告发，要么就完全采用包庇隐瞒真相的办法。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在追求真相与真理问题上的能力太弱了，而这种能力的欠缺又与中国人的圣人教导是密切相关的。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实就是企图用蒙昧的方法，防止人们利用自己的心智与朴素的逻辑以及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去追求事物的原理与真相。孔子一生只讲礼，也就是讲上下尊卑的秩序，从来未曾探求过什么真理真相，相反，他还利用职权以五条莫须有的言论思想罪杀害了同僚少正卯，为杀害中国那些敢于较真，敢于追求真理的人提供了绝妙的借口，作出了一个十分恶劣的榜样。

　　孔子的礼与仁，其实杜绝了中国人在信仰与求真上的一切可能性。及至儒家所谓的智，其实就是诈骗术。谁拥有高明的诈骗术，就是拥有大智慧。

　　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智慧偶像级人物——诸葛亮其实欺诈手法高超的人。奇怪的是这个人字“孔明”，本来与孔子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孔明”似乎也与孔家攀上了亲缘关系。

　　在关于诸葛亮的高超智慧的故事中，几乎都是欺诈成功的故事。《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比如“空城计”、“草船借箭”、“八卦阵”、“七擒七纵”、“欲擒故纵”等等，都是用来迷惑他人，制造虚假的本领与高超的骗术。鲁迅论及《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智慧，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在这种偶像中，许多中国人无意之间都成为骗术高超的骗子，令人防不胜防。然而，这种近乎妖的智慧人物，虽然活着的时候号称智慧顶级人物，但是，其结果却是诸葛亮死后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政治、军事上没有可当大任之人，加之后主昏庸、黄皓弄权，使蜀国迅速衰败。说明这种诈骗术也只是一项小术，而非真正的大智慧。真正的大智慧是追求真理，求得真知与真相的能力，可是，诸葛亮从来没有提供过这种智慧。

　　现在，广州客村的丽影广场上，由公安设定的广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年365天，一天都不间断地广播骗术，还是赶不上新骗术的层出不穷，每天都还是有不少人要上当受骗。被骗的中国人从来得不到别人的同情，相反，人们却很佩服与羡慕那些高明的骗术，竟然是这样富有智慧。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与时间精力都花在如何制假造假，创新新骗术上了。从政府造假到民间江湖骗术，几乎都基于同一欺诈原理与骗术偶像。欺诈有时有效，但是，也很有限，人对可以欺诈人，却不可以欺诈大自然与社会的自然权利。弄虚作假可以对付一时的检查之效，但是环境的污染，社会治理的混乱，政府的腐败是不可能真正掩盖得了的。一个社会捂盖子的技术再高超，最后也还是要露陷。就像中国无数的政府部门都在造假数据，但是，中国人的天空空气污染、水源污染、食品安全及社会腐败问题仍然是存在，仍然是要作用于每个中国人一样，生活不是高超的魔术，而是非常真实的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你骗术高明一时看不到就不存在，也不会因为骗术高明让眼见为实就真的存在着。科学才是探求真相与真理的王道。靠耍花招与计谋的所谓智慧，最后骗得了人，却骗不了天与地，骗不了神的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