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精髓是褒贬赞骂
Chinese Language is a Very Emotional Language

陈凯博客： www.kaichenblog.blogspot.com

林思(2009-10-31 11:47:50)

http://gahxk6666.blog.163.com/blog/stati...00993184110675/

　本来早想回复芦笛先生的商榷，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来我写文章速度较慢，尚未练成芦先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神功，二来最近公司的工作很忙，有几天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11点，真可谓筋疲力尽。

　没想到最近芦笛先生因为我而得罪了不平先生，很让我感到不安和歉意。在这里我想送给芦先生庄子的三句话：“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通博古典的芦笛先生自然是深通其义，不过为了便于大家理解，不妨多事将庄子这三句话翻译成现代文：“井里的青蛙不能他和谈论大海，因为他被居住的地方所局限；夏天的虫子不能和他谈论寒冰，因为他被生活的时间所约制；见识寡陋的人不能和他谈论深奥的道理，因为他被礼仪教义所束缚。”

　芦笛先生最近写的两帖《遗传，还是传统？》和《也谈中文作为一种艺术语言》，我在这里暂先主要回复后帖，前帖将在另文回复。另外读了芦先生大作论丑陋的大陆人之十三的《文人无行》，很是感慨。有位先辈曾谆谆教导我：“在中国说真话吃亏，说假话占便宜”，林副主席也教导我们说：“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看来此话还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在中国谁因为说假话而吃过亏？

　毛泽东写过一首《蝶恋花》的三流诗词：“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本来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在诗词中描写“吴刚”“嫦娥”这样的鬼神是不合适的。可是郭沫若等无行文人，却要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主席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借他们的假想的存在来形象化了。主席的思想感情是绝对真实的，忠魂和神仙则是假想的，所以主席的词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

　如果郭沫若是个不通诗词的老粗，写出这样的赞语也还算有一点真情。而郭沫若本人写的词，要好过毛泽东百倍，所以郭沫若赞词全是违心的假话。不过郭沫若的假话却是“一字千金”，郭沫若等无行文人靠贩卖这些假话，房子、车子、票子什么都有了。其实凭芦笛先生的文才，到中国去贩卖谎文媚字的话，早就是坐着“奔驰 ”在长安街上飞奔的“芦老”了，哪会是现在这样靠两条肉腿奔驰的“老芦” 呢？

　在中国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假话，假话是“一字千金”，而真话则是“一字万唾”。贩卖假话的聪明人，房子、车子、票子应有尽有；乱说真话的傻子，则被千夫指、万众骂。“说真话吃亏，说假话占便宜”，真是中国一句颠之不破的真理呀。可惜总有些悟性低的人，傻乎乎地在网上乱说真话，什么好处没有捞到不说，反倒换回成吨的啐骂。我提醒那些准备在网上兜售真话的人，最好事先预备一把雨伞，以便对付骂口飞沫的狂风暴雨。芦先生称中国是“谎言之邦”，真是一点没错。

　 上面是闲聊杂谈，下面是正文。

　芦笛先生《也谈中文作为一种艺术语言》一文中的很多观点我都赞同，特别是“中文的美，美在它的模糊上头”一节，犹为精辟。但在这里还是主要谈谈我和芦先生观点的不同之处。

　我认为汉语和英文的最大区别之一，莫过于汉语的褒义词和贬义词很多，而中性词却很少。相反英文基本上都是中性词，褒义词和贬义词则很少。汉语文化的精髓其实就是“褒”“贬”二字。自从我们的老祖宗发明了褒君子、贬小人的“春秋笔法”，中华文化就一直贯穿着“褒”和“贬”的主线，把人物分成“忠”和“奸” 两派。“褒忠者、贬奸者”一直成为中国历代文人最大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有人敢违反中华文化中“褒忠贬奸”这一条铁则，就一定会被斥为“不是中国人”。

　西方文化崇尚公正客观的“公正性”，中华文化却强调“褒忠贬奸”的偏向性，即所谓“一边倒”的表现手法。为了强调鲜明立场，中国人创造了很多褒贬之词。谈到政治问题时，汉语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带有褒贬之义的偏向性。比如我们只能说 “美国敌视中国”，这样才能表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如果有人反过来说： “中国敌视美国”，那肯定不会认为是中国人说的。然而欧美人谈到中国时，就不会用“敌视”这样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贬义词。

　再比如“抗日战争”是个褒义词，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直观地明白这场战争是中国正义，日本非正义。而中国的“抗日战争”翻译成英文，就变成非常罗嗦的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这显然不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而英文则用“中日战争”Sino-Japanese War这样简洁的中性词，我们从字面上无法直接看出谁正义、谁非正义。西方人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中性词，而不用“抗德意日战争” 这样的褒义词，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中没有“褒忠贬奸”的表现手法。

　如果用“中日战争”“朝鲜战争”这样的中性词，人们还要想一想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这个问题。而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这样的褒义词，人们一看就知道谁是正义的一方，根本不会再思考正义是非的问题了。所以褒贬化的语言也扼杀了中国人的思考能力。

　在文学创作时，美化正面人物，丑化反面人物，使用褒贬手法来增强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可是中国人却把文学的褒贬手法，推广应用到政治、历史等领域。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被神化的人、就是被丑化的人，却看不到真实的人。中国搞历史教育，不是意在让学生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意在教导学生谁是最可爱的英雄，要歌颂赞美；谁是最可恨的奸逆，要贬斥唾骂。

　 正因为中国的褒贬文化和西方的求实文化不同，中文翻成英文就要被中性化。比如汉语中的“恶霸”，翻成英文叫local tyrant，失去了中文原有的贬义。又比如蒋匪军的“匪军”，英文则硬翻成bandit troop，如果不作特别的解释，英国人还以为bandit troop是一支由职业强盗组成的强盗军团。其实“蒋匪军”倒是正规的政府军队，英美人怎么也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如实地称呼“国民党政府军”，而喜欢用“蒋匪军”这样感情色彩十分浓厚的词汇。英美人没有用蒋匪、共匪、剿匪这样的贬义词来称呼敌军的习惯。美国独立战争时，英国人没有把临时拼凑起来的反英独立军称为“匪军”，美国人也只是中性地讲“南北战争”，没有人称林肯部队是在进行“剿匪”或“讨逆”。

　相反英文翻成中文则要被褒贬感情化。在英文中hegemony（领导权，权威）这个词本来没有什么贬义，hegemonism翻成中文却成为贬义的“霸权主义”。西方人说 “非人道”本来是中性的表述，用汉语则感情地表现为“惨无人道”。中国人喜欢用“日本鬼子”、“四人帮”等贬义词，翻成英文也变成了“日本人”、“四人集团”这样的中性说法。

　我非常赞成芦先生下面一段话：“老芦生平最怕的事，就是去看科技书或哲学书的中译本。虽然看的是母语，似乎远远不如看原文清楚明白。无论说的是多复杂的事儿，西文的句法结构一目了然，不会让你买椟还珠，把脑筋全用在弄清句子之间和句子成份之间的关系上，至于句子运载的思想反倒没工夫去琢磨了。”我本人对看中译本科技书或哲学书的痛苦也是深有体会。中文本来就不擅长表达科技哲学这样要求精确的理性叙述，所以硬译过来的中译科技哲学文章，总是让人看起来发毛。

　 英文追求语言的精确性，而中文则追求语言的褒贬性。中国人善于用文字来进行 “口诛笔伐”，却不善于用文字进行“客观评述”。最近在中文网上，人们不遗余力地笔伐李登辉，贬称李登辉为“李灯灰”、“日本狗”之类，却很少看到站在中间立场上介绍李登辉其人其事的文章。好象大部分中国人上网的目的和兴趣似乎就是为了“口诛笔伐”，搞大批判，根本没有兴趣进行冷静求实的探讨和交换思想。

　汉语经过汉代的“赋”，两晋的“玄谈”以后，形成了一种华而不实的文风。文章里尽是堆砌美丽的词藻，却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比如司马相如的“赋”写到洛阳纸贵的地步，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思想内涵。到了中唐以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发起了古文复兴运动，提倡写简朴达意的“古文”，反对花哨做作的“今文 ”，也算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文艺复兴运动。

　我希望现在网上也能发起一次古文复兴运动，把网文复古到“五四”时代。“五四”时期的争论文章，固然言词激烈，但还没有出现“丧家狗”等骂语，这些话直到 1930年代才洋洋登场。鲁迅固然骂人，但也还没有写过“撒尿当镜子照”这样的粗人秽语。直到毛主席写出“不须放屁”这样的工农兵粗话，成为全国中小学必读诗词之后，中国人才把最后一块见不得人的脏皮也搬上了文坛，还自得其乐。

　汉语本身就是一种追求褒贬性、不善于进行公正客观评述的语言。用汉语写政论文章，自然比较容易出现煽情的倾向，因为汉语中的中性词毕竟太少了一些。是汉语的褒贬性、模糊性造成了中国人的缺乏理性？还是中国人缺乏理性才创造出汉语这样缺乏客观性的语言？这又是一个“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如果说一个学生的学习成绩不好是因为后天努力不够，人们一般还可以接受，但如果说该学生学习成绩不好是因为先天不足，就往往要被人指骂。

　记得以前在中学里学过半点辩证法：凡事都有内因和外因，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按照辩证法，中国人的遗传基因缺少理性思维是内因，汉语和中华文化太具感性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造就了现在一批缺乏理性雍智的中国人。不知芦先生是否赞成这个辩证法的三段论。

　 补遗

　 关于中文词多还是英文词多的问题，就不得不谈到中文和英文的词汇计算方法。比如英文的individual（个人，个人的）、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tic（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t（个人主义者）就是单独的四个词，而中文只有“个人”和“主义”两个独立词，其它都是合成词。按照英文字典的计词方法，动辄几十万词，而按照中文的计词方法，只有5千个常用字和2万个基本词汇，其它词汇都可以通过这些基本字词来合成。

　正由于汉文和英文的构词方法不同，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翻译西方著作时，在怎样用汉字来表示欧文词汇的问题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日本人把英文后缀“- ism”翻成“主义”，如Materialism（唯物主义）、Capitalism（资本主义）、 Nationalism（民族主义）；把英文后缀“-er”翻成“家”，如Thinker（思想家）、 Writer（作家）、Painter（画家）；英文后缀“-ist”也翻成“家”，如Scientist （科学家）、Capitalist（资本家）、Artist（艺术家）。后来中国人也照搬日本人发明的这种翻译方法，把Revisionism翻成“修正主义”，把Revelutionist翻成 “革命家”。

　 不过这种方法却不适用于把中文逆翻为英文，英文有Marxism（马克思主义）、 Leninism（列宁主义）、可是把“毛泽东主义”写成Mao Zedongism，英美人是无法看懂的，所以只好称Mao Zedong Thought（毛泽东思想）。中国人自创的洋式新词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也很难“复原”为英文。还有中国政治家的一些所谓名言：“两条腿走路”、“摸着石头过河”等，很难原汁原味地译成英文。

　本来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走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就象中国搞了多年“中西医相结合”不见成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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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郭西游戏作：疯狂汉语
The Madness of Chinese Language

(2011-02-14 18:57:19)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20.shtml#Bottom

要是全世界的人都说汉语，你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会容易得多吗？

　　让我们勇敢面对吧！——汉语是一门疯狂的语言。

穷光蛋指的不是蛋；糊涂虫并非一条虫。鸡眼长在人脚上，猫眼安在房门中，龙眼可以吃，飞眼可以抛。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鸡窝里倒能飞出金凤凰。老板不见得老，秘书也不是书。一个人可以是笑面虎，可以是中山狼，可以是哈巴狗，可以是独眼龙，如果是女人，还可以是母老虎，可以是狐狸精。奇怪的是，你的岳父是泰山，妻子是山荆，生下的儿子却是小犬。铁观音不是菩萨，仙人掌不是手掌，孔方兄也叫不得哥哥；寿星呆在地上，银河悬在空中。强奸妇女要判有期徒刑，强奸民意却可以不负责任。

　　我们太自以为是了，天天将汉语信手拈来，不以为意。如果我们细细观察它的矛盾之处，就会发现，飞贼不会飞，方向盘是圆的，红尘既非红色，亦非尘土。为什么阁下指的是你，在下指的是我？蛋糕里有鸡蛋，米糕里有米粉，糟糕里有什么？如果江河湖海都有水，那么法治沙漠是否也有水？官员进贡，商贾贿赂，盗贼销赃，赌鬼赖账，都跟贝大爷脱不了干系，可是贤女守贞，贱汉负心又干贝大爷何事？一个人没有钱只好打光棍打白条打秋风，有了钱可以打关节打官腔打哈哈，老婆孩子可以打，先锋下手也可以打？我们是不是有点疯疯傻傻？

　　我们可以吃老本吃闲饭吃白食，也可以吃食堂吃饭店吃馆子，甚至吃山吃水吃父母！有时候吃苦吃力吃惊我们都愿意，就是不愿意吃闭门羹吃哑巴亏。吃一堑可以长一智，吃不了还得兜着走。考试怕吃鸭蛋，谈恋爱怕吃醋。吃了别人豆腐，人家请你吃官司；吃了百姓劳保，政府请你吃枪子。无论有形无形，正面反面，我们一律通吃！

　　红花入籍为药，芍药原本是花，杜鹃亦花亦鸟。鸡蛋里可以挑骨头，癞蛤蟆总想吃天鹅肉，两个人能穿一条裤子一鼻孔出气。煮熟的鸭子嘴硬，吃人家的嘴软。人人都喜欢戴高帽子，没有人愿意戴绿帽子。

　 　有时候我不禁想，所有说汉语的人都得送进疯人院去，因为他们胡言乱语，夹缠不清！哪一门语言里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用家道表示家境，而道家表示门派？牲畜表示动物畜牲用来骂人？上面指上头而面上则是脸上？手下可以下手而下人却不甘人下？你在哪种语言里看到马屁可以拍，风景可以杀，牛角尖可以钻，话匣子可以打开，东风可以借，西北风可以喝，枕边风可以吹？怎么向前看表示的是未来，往后看表示的还是未来？为什么目前表示现在，从前表示的又是过去？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么前生孽债，后生可畏？回首前尘，步人后尘？当一门语言里出现中国队大胜荷兰队是他们赢，中国队大败荷兰队还是他们赢；出现厂长上车间其实也是他下车间；出现领导不会领导干事只能干事，你只得佩服它的神经病也让人费神经。

　　汉语是人发明的，不是电脑生成的。它反映的是人性中的创造成分，是人性使然，而非不通人性。因此，当我们把灯灭了，灯照样可以用；当我们把人灭了，他就从地球上消失了。当我结束停当，我准备去参加朋友聚会；当我结束这篇文章，我不准备再写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