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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面前，中国道德哲学为何破产
Morality/Immorality, Blood-Thirst - Chinese Style

陈凯一语： Kai Chen's Words: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岳飞的“满江红”仍旧被今天的“反共人士们”屡唱不鲜。可见中国传统专制文化心态的“嗜血非人”是根深蒂固的。 -- 陈凯

李铁先生的文章是少有的用中文反省中国文化中的邪恶与病态的文章。 基督精神是他文章中分析评判的道德与理性的准则。 我只希望更多的用中文的人们能像李铁先生一样自省自评，走入真实的道德与正义的世界。

Mr. Li's article is a rare piece that penetrates the evil core of the despotic, man-eating Chinese culture. Christianity is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he based his moral judgment and analysis. I only hope more people will be like Mr. Li, gradually establish a moral foundation in Christianity to guide their thinking and behavior. Thus a just world for free beings can be possible in our future.

“在中国的文明史上，似乎从未有人因惨案而宣布过文化的失败，可问题是，从未宣布过失败才是我们文化最大的失败。” --- 李铁

In Chinese history, no one has reflected upon its cultural and spiritual foundation after an anti-humanity atrocity/crime committed by the government or the rebels. But the truth is undeniable: Not to see our failure in our cultural formation is the biggest failure of the Chinese. --- Mr. Li 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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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面前，中国道德哲学为何破产
Morality/Immorality, Blood-Thirst - Chinese Style

作者:李铁
2010-05-07 16:58:41

“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反正不想活了，临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砍头不过碗大一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如果有人已经完全放弃了此世的意义，喊出以上令人毛骨悚然的宣言，我们怎幺办？我们的文明如何去制约各式各样的反人类罪行？

一部文明史，也是一部与各种反人类罪行斗争的历史。当仇恨和杀戮蔓延的时候，人们往往将罪行归咎为政治和社会的因素。但文明中的一些基本原则，正是为了应付最极端的社会政治环境而设定的。

各种不同的文化在防止反人类罪行方面都有不同的制约机制。孰优孰劣，自然应该由历史效果来评价。当我们比较中西历史上的各种屠杀和罪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

中国历史上的反人类罪行，不论死亡人数还是残忍级别，都远胜西方。中国的传统文化设计，不仅在面对罪行的时候缺乏制约力，显得苍白而浅薄。而且在罪行发生之后，我们的文化严重缺乏忏悔和反思。再大的悲剧，也只是轻飘飘地化解为少数人在表演的闹剧，我们总是太容易以“化悲痛为力量”、“相逢一笑泯恩仇”为借口而快速淡忘，以至于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惨痛无比的灾难，中国人自己都非常陌生。

[size=18]中国历史上的奥斯威辛 [/size]

二战时期，600万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作为屠杀和集中营的象征，奥斯威辛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妇孺皆知。在西方的思想著作中，“奥斯维辛以后”（After Auschwitz）已成为一个专门术语，知识界为此陷入了深刻的反思，与此有关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

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以后诗已不复存在”，被广为流传。他甚至这样提问：奥斯维辛以后是否还有理由让自己活下去？对于奥斯威辛，这样的反省绝非个别，而是知识界的普遍现象。法国哲学家利科说，当今哲学面临恶的决定性挑战。思想家们纷纷质问：“奥斯威辛以后，人怎么还能谈论上帝？”他们甚至宣布，奥斯威辛是西方近代文明失败的公开证明。

在中国的文明史上，似乎从未有人因惨案而宣布过文化的失败，可问题是，从未宣布过失败才是我们文化最大的失败。

中国历史没有过奥斯威辛吗？不，看看这些事实吧：

先看看被某些人美化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都干了些什么？

攻陷城池之后屠城，对黄巢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仅广州一城，保守估计就杀了12万人。更可怕的除了杀人，还有吃人，超大规模地吃人。

黄巢围攻陈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淮阳，军粮不足，就开始吃人。陈州守将赵犨也不含糊，也出来抢人吃。《新唐书》记载：指乡聚曰：“啖其人，可饱吾众。”官军追蹑，获盐尸数十车。

黄巢看到官军来抢人，干脆下令将周边所有的活人都杀了，做成“便携食品”。《旧唐书》记载，黄巢下令建造了数百巨碓，将大批乡民，不分男女老幼，都纳入巨舂，磨成肉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史家估算，当时被黄巢军吃掉的人数，超过三十万。这样令人作呕的兽行，你还在哪个民族的历史中见过？

再说明朝末年张献忠屠川。他在成都、在四川各州县进行了灭绝种族的大屠杀。这些都被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亲眼目睹，载入了他们所着的《圣教入川记》。经过张献忠和后来清军的几番屠戮，四川的人口由明中叶的310余万陡然下降至清初的9万余人。

还有太平天国战争，战争之前，中国人口为4.3亿。太平天国失败后，中国人口只剩下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是人类历史上人口损失最多的战争，超过了动用了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武器的二次世界大战。

对于这些历史，中国人基本不提。

[size=18]恶魔们为什么无所顾忌 [/size]

鲁迅说：“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两个字是‘吃人’!”对于中国历史，这样的文字绝非只是文学修辞。

诚然，灭绝人性的恶魔哪里都有，再文明的社会也无法杜绝校园杀童惨案。但中国历史上的疯子和恶魔实在多的有点离谱，专制极权固然是仇恨的热土，但除了现实的政治社会因素，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基础设计，对于罪恶的制约力之苍白，我们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中国文化缺乏一种绝对的正义观念，极容易陷入道德相对主义。

按照一种粗线条的宏观概括，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西方哲学讲天人相分。对于西方人而言，除了现世的此岸世界，还有一个绝对高于此世的，与此世相分离的，超自然、超历史的造物神上帝。这个代表真善美最终极原因的上帝永远在彼岸世界，与“罪”的、非神圣的此世人永恒对立，与此岸世界存在着永恒的紧张关系。

另外，人生的意义要到上帝那里寻找，现世的人不可能自救，人只有蒙受上帝的恩宠才能获救。人生是否有意义，是否符合正义，最终不由人自己来判定，上帝才是真善美的终极原因和裁判。这样一种文化设定，无疑为现世的道德、正义、价值评价提供了一种神圣的普遍性准则。使得正义具有绝对的意义，能够对人间罪恶给予绝对否定，杜绝了道德相对主义。

而中国传统哲学则缺乏两个世界的悲观性对立。它没有设定一位绝对超越的上帝与堕落的有“罪”的被造物的世界的对立。

马克斯·韦伯指出，儒教是一种“绝对地肯定世界与适应世界的伦理”。儒家认为人通过自身的心性修为、道德功夫与宇宙之整体秩序合而为一，即可达到成圣成贤的人生最高境界，并且是“人皆可为圣贤”。

韦伯说，在中国传统中，由于没有两个世界的悲观性对立，人们缺乏对现世生活的非神圣、易堕落的体认。这样的文化，自然缺乏对现世罪恶的批判力。

16世纪时，罗明坚、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他们很快发现，“罪”的观念大概是当时儒家最难明白的观念之一，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与天主教中的“罪” 的观念相对应的观念。我们相信现世就是完美的，怎么会有罪呢？

既然中国人相信“人皆可为圣贤”，那么价值标准也可以由人自己说了算，这很容易导致道德相对主义盛行。“成者为王败者寇”、“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些相对主义论调，我们是不是再熟悉不过了？

试想，如果一个人像郑民生那样觉得此世已经无意义了，不想活了，像黄巢那样觉得拥有暴力就拥有一切，我们拿什么去制约他？

对于西方人而言，即便你现世不想活了，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基督教义中讲末日审判，耶稣将于世界末日，审判古今全人类，分别善人恶人，善人升天堂，恶人下地狱。

意义世界的基础设定，对于个人而言，或许不一定对每个人都具有约束力，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设定，却意义重大。中国哲学的这种设定，缺乏一个稳定的正义支点，很难从自身产生实际的约束力。面对罪恶的反思和批判，尽显苍白无力。

[size=18]中国人性论的问题 [/size]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核心是心性之学，喜欢谈人性的善恶，中国人很热衷于讨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而在讨论反人类的罪行时，按照传统人性论，不论是性善还是性恶，都不利于对罪行作出有力的反省和批判。

中国的人性论多数都持人性本善的立场。这种理论认为“善”和“诚”是人类的本性。但是“性相近，习相远”，人生来是纯洁的，但是后天的影响变得丧失了本性。孟子讲求放心，儒家都讲要求恢复本性，反身而诚。

这种设定，很容易让我们把罪行都推给社会环境，原因很简单，我的人性那么纯洁，那么真诚，怎么会犯罪呢？即使犯了罪，也是好人办坏事，是政治腐败、环境所逼。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里，唯独不畏自己，不怕自己犯罪。这种人性论，如何能有忏悔和反思？

把恶魔的行为归于性恶，同样不利于反思。说犯罪者人性本恶，实际可以为公众提供一种心理上的极大安慰。将犯罪者视与我们迥然不同的疯子和性恶之徒，我们自己的纯洁与高贵就不会受到威协。他是恶人，我们继续还是善良的君子。这种善恶的区分，实际是把罪恶置于“我们之外”。

与中国传统哲学不同，西方人反对人性善恶的讲法。西方哲学认为谈人性是善是恶，人自己是不知道的，只有上帝知道，人不能对其他人做这种终极评判。

西方哲学不谈论人性，他们很早就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伦理问题－－人的自由意志问题。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没有自由意志，就无所谓善恶，一切善恶都立足于人能够选择，立足于人的故意。

在西方文化看来，谈人的本性是很奇怪的。既然是人性如此，那就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就像自然规律一样，没有自由意志，就谈不上善或者恶。

按照西方人的这种理论，郑民生、黄巢的行为，只要他们存在自由意志，存在自由选择，就不能把罪恶推脱给社会政治环境，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上应有的道德责任。

犯罪者有责任，那么其他人是不是不需要反省了呢？在西方传统中，自以为无罪，自以为纯洁，一定是在自欺，是最大的恶。儒家那种认为人通过自身的心性修为即可达到拯救，成为圣人，在西方人看来是绝对的被造物的狂妄。

在西方传统中，人性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段历史。人背负有原罪，而且既然有自由意志，随时都可能堕落和犯罪，因此，我们永远需要反省和忏悔。

圣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耶路撒冷的一个高塔突然倒下了，压死了十八个人；无巧不成书，犹太总督比拉多也把一些加里肋亚人杀了，把他们的血搀和在祭品中。有人把这些事报告给耶稣，耶稣喟然而叹：“你们以为他们是因为犯下大罪，才遭此天谴吗？我告诉你们，你们所犯下的罪和他们的一样大。”

－－原载：《李铁Blog》，201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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