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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中国人肉体精神统统阳痿 需殖民3百年

China's Eunuslawhore(中国的宦奴娼）

加拿大家园 CanadaMeet.com 2010-10-08 22:09

刘晓波著名言论：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全文)

作者按：自从刘晓波在本报亮相以来，我期待着和他见面。他结束在挪威的讲学，应夏威夷大学之邀，途经香港，逗留几日，接受了解放月报的专访，下面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访问记录。

(北师大举行刘晓波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的答辩会，九位全国一流的教授专家一致同意授予刘晓波文学博士学位。但是，这篇访问中的刘晓波，没有表示一点学者的拘谨和斯文，而是更像一名顽强地表现自己观念的“愤怒青年”或“思考青年”。他的激烈和尖锐来自于世界观的成熟，他的勇敢无畏则显示了和中国思想界主流派的深刻代沟，这很容易令人想起台湾六十年代的李敖。)

如果推刘晓波为当代中国反叛的青年一代的理论代表，他是当之无愧的。因此，这篇访问记录值得推广给所有关注中国发展和青年一代状况的人士一读。

问：您在大陆被视为一匹“黑马”，言论“偏激”，他们怎么会放你出来的呢?

刘晓波：我出国没感到多大阻力，手续办得非常顺利。邀请递上去，先由系里批准，再由学校批，我只去过国家教委两次，一次送材料，一次拿护照与签证。这在中国人中是非常顺利的，人家出国不知道要跑多少趟，简直要扒掉一层皮。我一次也没去过挪威大使馆。

对教育制度的批判

问：你在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是否意味着一种官言承认?

刘晓波：我永远不承认学问好坏由博士硕士决定，我只看具体的人，如果你行，可以不用任何学位。我认为，不论在国内外，真正像样的只是极少数，所以我说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不能用学位去评价一个人，同人接触，我完全凭感觉决定喜恶、好坏。

问：西方社会的支柱之一是教育制度，学位往往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你看中国的学位制在国际上地位如何?

刘晓波：中国的学位，我不想多谈，我想谈谈中国的教育制度，这个制度有一点是世界各国无法企及的，即它通过教育如何把人变成一个奴隶。

问：你是说过去还是现在?

刘晓波：过去现在都一样。

问：一点变化都没有吗?

刘晓波：没有。中国通过教育把人变成奴隶的技巧和一套程序，已经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夹板”中长大的，就如围住长的一棵树，长出杈就砍掉。

问：你在文革时开始念书了吧?

刘晓波：我非常感谢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是一个孩子，我可以想干什么便干什么。父母都去干革命。学校都停课了，我可以暂时摆脱教育程序，去干我想干的事，去玩，去打仗，我过得很愉快。

问：你这次去北欧，是干什么?愉快吗?

刘晓波：是奥斯陆大学一个基金会邀请的，他们有一笔研究中国的经费，准备请五个人：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是北岛，然后是陈凯歌、万之、米丘。去讲了五次课，留下一个讲课提纲，3万多字，主要讲中国文学。

对西方汉学的批判

问：这三个月，你对北欧的中国研究有什么印象?

刘晓波：我仍然说，他们的汉学家中98%是废物，学素质极差，很多人在向中国政府谄媚，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有很大的功利成分，他们不是学者。我比较喜欢的是如澳大利亚的李克曼，美国的费正清，他们真正是搞了中国问题，他们对中国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超脱态度，但现在不少汉学家，如德国的、瑞典的、北欧的，他们既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也不了解中国，中国的东西看得很少，只是喜欢某个作家，研究他的东西而已，至少我知道奥斯陆大学东亚系教授的水平是误人子弟的，包括语言能力。我对他们说，你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有如中国人研究越南文学、朝鲜文学的水平。那位邀请我去的汉学家说，我是第一个被他们邀请又对他们不客气的中国人。

问：除了文学问题外，你在国外还谈政治社会问题吗?

刘晓波：很少。我在国外很深的一点体会是，想做一个真实的人，上天给了你不同于别人的天赋，你能把它贯彻到底。这就是一个彻底的人。做这种人不仅在中国，就是在西方一样需要勇气和智慧，人类的不少弱点是共同的，只不过中国人把它发展到他妈的没法再“操蛋”(北方粗话)的地步。

问：你这次去夏威夷，准备讲什么?

刘晓波：不准备再讲文学，想讲讲哲学，大约三个月，然后可能去美国加州。

问：你这样云游四海，还打不打算回去?

刘晓波：我现在不想回去，但我不敢保证我将来会有什么变化。

问：有的中国作家说，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就很难作出成就来，你同意吗?

刘晓波：他们是给自己留退路，是弱者的表现，生活就在你脚下，每分钟都有生活，你只要能面对内心世界，能保持感觉，就能写出东西，不论你生活在哪里。

问：你自己会不会面临抉择呢?

刘晓波：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没法用英语那样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将来有可能用英语表达的意思，但语言的味道会一点儿也没啦。所以，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我是在与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对话，这种对话只会使自己的水平越来越低。

问：中国文学提出“走向世界”的口号，但我发现他们对外部世界又有某种程度的抗拒感(年轻的作家好一些)，不像苏联和东欧的作家，如索忍尼辛昆德拉，不恐惧国外生活，而且写出了好作品。

刘晓波：这种抗拒感来源于他们太软弱，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他们虚构的前提，就像能不能获诺贝尔奖的问题一样，其前提是中国作家已达到获诺贝尔奖的水平，为什么获不到?如果诺贝尔奖是世界一流水平，这前提就是虚构的。当然，诺贝尔奖的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

对电视片“河殇”的批判

问：最近我看了电视片“河殇”的脚本，金观涛他们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意念：透过所谓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中国一定要走向海洋，你对此是否同意?

刘晓波：我认为东西方文明并示构成冲突和对抗，那也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中国文明就落伍了，并不存在与西方文明对抗的问题，需要的是从头学起，承认落伍和失败，老老实实向别人学习，只有强度相等而方向不同的两个东西才会形成对抗，如西方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哲学，生命哲学与科学哲学等等。中国有什么东可以与西方文明对抗?这种对抗概念证明了中国民族根深蒂固的虚荣心。

问：“河殇”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褒贬不一，你同“河殇”的作者是同一代人，很想听听你对它的评价。

刘晓波：“河殇”做到了中国人现在电视上可能做到的程度，尽管我觉得还远远不够，放在中国而言，我肯定“河殇”，假如放在更高层次上看，这个片子也有没什么东西。我特别不喜欢“河殇”的解说词和它的语调，那是一种毛泽东式的语言，救世主式的语言。毛泽东这一点很厉害，他的语言影响了当代中国所有的理论和小说。

问：很多人推崇“河殇”在文化层面上所作的探索和反省，你对传统文化也很批判，为什么又对它很有保留?

刘晓波：“河殇”在解说词和画画的背后，蕴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虚荣心，它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它提出中国的西化，可今后中国要中化世界。中国人的观念是：西方强大时，中国人当奴隶，中国强大时，它要西方人当奴隶。这是“河殇”中潜在的意识，如洋务派所说：师夷之长以制夷”，为什么一定要制别人?中国骂别人帝国主义，其实自己最帝国主义。中国人在物质上可以承认自己落后，机器不如人家，衣服不如人家，但精神上不承认落后，道德世界第一!如梁漱溟、李泽厚、林语堂这些学者都持这种论调，李泽厚就要求以东方天人合一补充西方的天人对立，以东方的群体性、人际关系补充西方人的空虚感……但这两种东西是根本不能互补的!是决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不能调和的。

对中国人格的批判

问：你说“河殇”后面的虚荣心，我也有同感……

刘晓波：比如一开始的舞龙场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话，我会拍出中国人如何的萎缩，软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说。但“河殇”潜在的意思还是在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99%的萎靡状态和那些画面表现的精神状态差得太远了。我在“新时期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曾指出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

问：真是一番李敖味道!“河殇”实际上把中国近几百年积弱落后解释成一种历史的误会，似乎中国本应是世界第一，根本就不应该落后，你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

刘晓波：我不相信古书上记载的知识分子人格如何高尚，如韩愈是一个很正统的卫道士，一个大儒，但此人生活无所不好，财、权、色俱全。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性很强，学术也具有功利价值，成了学者之后，能得到许多实际的功利，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立足社会有两条路一是入世当官，成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得到实际利益;一是先成名后得利，诸葛亮三顾茅庐留美名，就很会同统治者玩游戏，隐是为了显，退是为了进，出世是为了入世。

问：“河殇”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提出了一种解释，也就是现在很时髦的金观涛理论：超稳定结构，另外，也有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评，你以为如何?

刘晓波：我承认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后走投无路，如果你把问题归结为政治腐败，再及文化腐败，就会问：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至今阴魂不散?我没法回答。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反传统与革新要从每个人开始，中国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人都成了受难者，或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他妈的，文革时你干什么去了?那些知识分子写大字报比谁都写得好，没有土壤，毛泽东一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问：你常提到“人格”，你认为中国人在人格、人性素质方面，甚至在人种方面，同西方民族有什么差异?

刘晓波：我只能说一点，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以哲学而言，西方有最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思辩哲学家、宗教哲学家、非理性哲学家和逻辑学者，他们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创造力，都发展到一个极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要非理性，就有尼采式的那样全非理性的学说;要逻辑，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有罗素的数理逻辑，有笛卡儿、莱布尼兹的逻辑，精细严密到你毫无办法!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人智能不低啊。

刘晓波：那我回答不了。从制度、文化推到人种上去找?我无力去天空几十万年前的历史。中国人一直傲称古代四大发明，西方古代以来几百大发明都有了，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四大发明对中国今天惟一的意义，就是遮羞布!

对孔孟之道的批判

问：你曾宣称要彻底埋葬孔孟之道，在它的废墟上能建立现代中国文化，如果一个民族完全否定了她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基础，如何建设一个新文化?

刘晓波：传统文化只是提供了一个否定的基础和起点，不是继承和承袭的基础。我认为孔子是个庸才，孟子比他有智慧，他承认的天才是庄子，从哲学上说，孔子什么都不是，孔子的学说是一种入世的为政治服务的学说，汉代把它变为统治工具，它的生命到汉代就该死亡了，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还没有死亡!不过，它面对新世界已经死亡了。西方有人喜欢孔子，不奇怪，因为是多元社会，但是在一元化的社会中，最好的东西也没用。所以孔子在东西方的意义不一样，如果中国是个多元化的政体，我不反对别人信仰马克思、信仰基督教、信仰孔子，但当前的中国，你信仰马克思就等于信仰一种思想独裁，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论意义。

问：有人认为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成功是儒学的胜利，证明儒学还有现代价值。

刘晓波：这是胡说八道!也是忘恩负义。台湾、南韩、新加坡都有美国支持，日本也是，如果没有美国的人权观念的约束，这些国家可能什么都没有!这是东方人的丑恶，东方人面临着人的解放的问题，中国是一架政治机器，日本是一架经济机器，每个人都是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台湾、日本的人权问题表示解决，香港解决了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是功利化的，它争取的是政治与经济的权利，但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追求的则是生命意义上的个性解入，这是一种“纯哲学”。

问：哲学问题我们只能点到辄止了。不如你说说，你如此反传统，是否同意全盘西化?

刘晓波：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

问：据了解，大陆思想界对你阁下的这些高见，颇有一些如“走极端”、“绝对化”的批评，你有何辩解?是否有意赋予它的特殊意义?

刘晓波：不是，我的声音只属于我自己，那只是中国的一种声音，别人搞条理很清晰、论证很严密的学问，我不反对，但我的方式就是这样，无以名之，但并不妨碍我欣赏西方的科学哲学。它严密的论证环环相扣，但我不会那样写，我的极端应有存在的理由，我并不要求别人和我一样。我不喜欢钱钟书那样写一条后引好几十条考证式的文章，那是他的一绝，我承认他的价值，虽然我可能认为他很荒谬。

问：你的思路和表达方式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是怎样形成的?通过思辩、经验还是人生的独特背景?

刘晓波：我向来不喜谈“我的治学之道”，没什么道，只不过我与别人不同，其他没什么好谈的。有的人动辄谈成材之路……他妈的，你有什么资格给青年人做楷模，当青年导师!我很欣赏无法之法，每个人只有自己的方法，无统一的方法，做学问做人皆如此。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是别人的坟墓，不要走别人的路。

对四大思想领袖的批判

问：请你介绍一下，海外所说金观涛、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是中国四大思想领袖，符不符合实际?

刘晓波：某种情况下是符合的。不过，方励之要除外，只有李泽厚、刘宾雁、金观涛，他们和青年的关系是伯乐和千里马。他们的“伯乐欲”特别强，他们要不断发现人，给青年人写作，而年轻知识分子又要依靠大树来生活，进入名人圈子。中国不是千里马多，而是伯乐多，故尔千里马多。中国名人征服人的办法不是打不是骂，是抚摸你、关怀你，用类似女性般的温柔去同化你。

问：他们四大领袖的思想在中国究竟有多大影响力?

刘晓波：非常大。金观涛、李泽厚很有市场，尤其在大学生中，青年导师嘛。我演讲时，别人请教，我就说不向任何人教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演讲，一是自我感觉好，二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小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也就随着开放到一定的广度。(众笑)我太清楚了!有次去北京友谊商店，见到一瓶160元外汇券的酒，当时我站在那瓶酒前面，感到自己是个弱者，完全被粉碎了!他妈的，你刘晓波出名、演讲，有什么用，这瓶酒都不能征服它!

问：四大思想领袖对青年的引导，你认为是否全是正面的? 有无负面的成分?

刘晓波：我先要排除方励之，我认为他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问：为什么?)他有什么资格!!(问：他事实上已经是导师!)这叫做中国人制造偶像的先天遗传，有些人不愿当偶像，是别人把他推上去的，就像一个为掌声而跑的运动员。方励之人过的最大的关，不是和当权者的关系，而是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是面对鲜花和掌声应该怎么办?我认为，他们每个人对青年的引导基本上是负面的。

问：这样说来，中国思想界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是一片空白了?

刘晓波：中国现在的“文化热”是虚幻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一个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国家，在十年内走完了西方两千年的精神进程，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么也没有接受，什么都玩了，什么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词只能满足人们的虚荣心。

问：你可否说一点你对李泽厚的“挑战”?

刘晓波：李泽厚与刘再复有一个对话，谈对青年人的态度，说他们过去“整体地支持青年人”。过去我说过再不同庸才作战了，现在我要和庸才作战(我承认我也是庸才)。我和他们论战时是指着鼻子骂的，但他们明明骂的是我，却不指出来，说现在年轻人分化了，对有的年青人要重新看。他们的心态是：当你承认他是伯乐时，他就整体地支持你：你想叛逆他时，他就不支持你。刘再复在文章最后说：“青年人，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是爱你们的!”他妈的，你那个爱值几个钱?谁要你的爱!你高高在上，赐给我一个爱，谁稀罕你!你的自我评价太不准确了!他以为爱一个人，别人要感激他，跪下叩头——没那码事!他们三位青年导师(不算方励之)的态度本身就很“操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世主人格。

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判

问：你86年发表了关于文学危机的惊人之论后，现在你看中国文学有了多少变化?

刘晓波：对大陆文学我想说的只是：没有好的东西。不是不让写，而是写不出来。我较喜欢的作家是残雪，他有远到世界水平的潜力，他的感觉很奇特，那种阴冷的、恐怖的、折磨人的感觉，他的“苍孝的浮云”我很喜欢。我早就想写关于他的评论，迟迟未动笔，是想看看他还能不能写出好东西来。我评价一个作品有两个参照系，一是国内的，一是世界的，往往国内一流的作品拿出去也不能跟别人比。

问：中国作家的创作向西方借鉴的情况令人满意吗?

刘晓波：西方文学影响该唤起中国作家内心的生命力才有效，如鲁迅受到很多外国影响，但他的“阿Q正传”绝对是中国式的，现在有些作家抄西方的意境和结构，比如高行健的“车站”把“等待戈多”的结构全部照搬过来，竟被认为是“创新”，这种庸俗是高级庸俗，比模仿句子更可怕。寻根文学也抄“百年孤寂”的神神怪怪，陈凯歌他们也有这种情形。

问：你自己的文章与理论呢?

刘晓波：我承认也有拾人牙慧的地方，但我承认要切切实实的学习，因为我是在文化沙漠中成长起来的。我要感谢马克思的是，我在文革中能看到的书只有马克思选集，马克思给我提供了不少西方哲学史的线索，是当时“走向世界”的惟一桥梁。我看过马克思全集四十多卷，可以大段大段背下来。马克思前期的作品不错。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问：马克思主义近几年受到了冲击，它是否在中国已走向衰落?或失去了生存的价值?

刘晓波：马克思给我惟一的震撼，是它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他的历史主义方法也有一定道理，其他不少则是胡说八道，如他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就太简单，没有看到各阶层互相制约的关系。严格地说，阶级的概念在西方已不适用了。马克思的两分法只适用于专制社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只不过是西方传统的一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圣经中的天堂。到摩尔的乌托邦，到康特拉的太阳城，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混蛋的地方是，它说这理明天就会实现：资本主义准备好一切物质条件，只要一革命就能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理想太廉价了。

问：你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处在历史的什么发展阶段?

刘晓波：还没有走出农业文明。

问：是不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刘晓波：必须补课。

问：那么，今天中国的路线还是顺着农业社会的惯性在走?

刘晓波：是的。不过，它在调整它的专制，因为它面临危机。

问：中国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吗?

刘晓波：不可能，即使一两个统治者下决心，也没办法，因为没有土壤。

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问：十足的：“卖国主义”啦。

刘晓波：我要引用马克思“***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问：你是说，中国还要走香港的路?

刘晓波：但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没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

问：那怎么办呢?岂不太令人悲观?

刘晓波：没办法。我对整个人类都是悲观的，但我的悲观主义并不逃避，即使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悲剧，我也要挣扎，也要对抗，我不喜欢叔本华而喜欢尼采，原因便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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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一语：

将"enemy"与“敌人”等同是中文系人们逃脱不掉的语言障碍。（enemy 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敌人”确实因中文文字局限的表象/形象描述。）中文语言的危害在此暴露无遗。 刘晓波在这篇八九“绝食宣言”中对“我们没有敌人”做了解释：“我们没有敌人！- 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在刘晓波本人不能作出回应的状况下用断章取义的方式攻击刘晓波是专制文化心态的体现。 “跪着生”与“站着死”再也不应成文中文系人们的心态走向的选择。 我只要“站着生”，也希望所有的人都“站着生”。

Kai Chen's Words:

The term "enemy" has entirely different/opposite meanings in English and in Chinese. In English it means an abstract concept of "hostile entity/force". In Chinese it means a superficial/pictorial image of someone harmful. Thus you can see clearly the harmful effect of using Chinese language to express meaning - It often distorts reality therefore perverts the truth.

Having read the original text by Mr. Liu Xiaobo in 1989's "Hunger Strike Declaration", I have no doubt that Mr. Liu defines his "enemy" as "Hatred and Violence". By saying he has "no enemy", he was saying he had no hatred and violence in his heart. While Mr. Liu, being in Chinese jail, is unable to clarify and defend himself, attacking him with lies and incomplete truth is an act under despotic mindset.

I am with Liu Xiaobo to believe human beings should never have to choose between "kneeling to live and standing to die". The future of mankind should belong to one in which human beings pursue "standing to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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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敌人(仇恨和暴力)/刘晓波 We Don't Worship Hatred/Violence

"1． 我们没有敌人！ 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2． 我们都需要反省！ 中国的落伍人人有责！

　　3． 我们首先是公民！

　　4．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 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八九文件：四君子绝食宣言

1989年5月底，学生运动处于低潮。学生绝食早已结束，戒严令已经颁布了好多天，戒严部队却被市民堵在城外。学生持续占据天安门广场，形势险峻，几次撤离的尝试都失败了。这时，北师大讲师刘晓波提出了知识分子接力绝食，亲身投入运动的建议。6月2日，他召集了侯德健、周舵和高新一起绝食，被称为“四君子”。

四君子的绝食宣言由刘晓波起草，该文件也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出“我们没有敌人”的口号，这个观点他一直坚持至今。

[size=18]四君子绝食宣言[/size]

6/2/1989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于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一、绝食的目的

此次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主运动，一直採取合法的、非暴力的、理性的和平方式来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但是，李鹏政府居然以几十万军队来压制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各界民众。为此，我们绝食，不再是为了请愿，而是为了抗议戒严和军管！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繫的不民主的秩序！这种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各界民众实行戒严和军管的极端荒谬悖理的蠢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使共产党、政府和军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李鹏作为总理犯有重大失误，应该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辞职。 但是，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

此次学生运动，获得了空前的全社会各阶层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军管的实施，已把这次学生运动转变为全民的民主运动。但无法否认的是，有很多人对学生的支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和对政府的不满，而缺乏一种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意识。为此，我们呼吁，全社会应该逐步地放弃旁观者和单纯的同情态度，建立公民意识。公民意识首先是政治权利平等的意识，每个公民都应该有自信：自己的政治权利与总理是平等的。其次，公民意识不只是正义感和同情心，更是理性化的参与意识，也就是政治责任感。每个人不只是同情与支持，而且要直接参与民主建设。最后，公民意识是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性。社会政治合理合法，有每个人的功劳：而社会政治不合理不合法。也有每个人的责任。自觉地参与社会政治和自觉地承担责任，是每个公民的天职。中国人必须明确：在民主化的政治中，每个人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学生、教授、工人、干部、军人等。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是在打倒一个旧皇帝而树立一个新皇帝的恶性循环中度过的。历史证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领导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领导人的上台并不能解决中国政治的实质性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为此，我的呼吁：第一，全社会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间自治组织，逐渐形成民间的政治力量对政府决策的制衡。因为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们宁要十个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天使。第二，通过罢免犯有严重失误的领导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罢免制度。谁上台和谁下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上台和怎样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导致独裁。

在此次运动中，政府和学生都有失误。政府的失误主要是在旧的「阶级斗争」式政治思维的支配下，站在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对立面，致使冲突不断加剧；学生的失误主要是自身组织的建设太不完善，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非民主的因素。因此，我们呼吁，政府和学生双方都要进行冷静的自我反省。我们认为，就整体而言，此次运动中的错误主要在政府方面。游行、绝食等行动是人民表达自己意愿的民主方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根本就不是动乱。而政府方面无视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一种专制政治的思维把此次运动定名为动乱，从而又引出了一连串的错误决策，致使运动一次次升级，对抗愈演愈烈。因而，真正乞製造动乱的是政府的错误决策，其严重程度不下于「文革」。只是由于学生和市民的克制，社会各界包括党、政、军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事件。鉴于此，政府必须承认和反省这些错误，我们认为现在改正还不算太晚。政府应当从这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当中汲取沉痛的教训，学会习惯于倾听人民的声音，习惯于人民用宪法赋予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学会民主地治理国家。全民的民主运动正在教会政府怎样地以民主和法制来治理社会。 学生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内部组织的溷乱、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诸如，目标是民主的而手段、过程是非民主的；理论是民主的而处理具体问题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权力相互抵销，造成决策的零乱状态；财务上的溷乱，物质上的浪费；情感有馀而理性不足；特权意识有馀而平等意识不足；等等。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大都停留在意识形态化和口号化的水平上。只讲思想启蒙，不讲实际操作；只讲目标，而不讲手段、过程、程序。我们认为：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是操作的过 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为此，我们呼吁，中国人应该放弃传统的单纯意识形态化、口号化、目标化的空洞民主，而开始操作的过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建设，把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民主运动转化为实际操作的民主运动，从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我们呼吁：学生方面要以整顿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为中心进行自我反省。

政府在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还表现在所谓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过绝食，我们要告诉国内外舆论界，所谓的「一小撮」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是他们作为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主动地参与了这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他们想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让政府从政治文化、人格修养、道义力量等方面知所愧悔，公开承认并改正错误，并使学生的自治组织按照民主和法制程序日益完善。 必须承认，民主地治理国家，对每个中国公民来说都是陌生的，全体中国公民都必须从头学起。包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民众两方面的失误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知错必认、知错必改，从错误中学习，把错误转化为积极的财富，在不断地改正错误中逐步地学会民主地治理我们的国家。

二、我们的基本口号　

　　1． 我们没有敌人！ 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2． 我们都需要反省！ 中国的落伍人人有责！

　　3． 我们首先是公民！

　　4．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 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三、绝食的地点、时间、规则　　

　　1. 地点：天安门广场人民纪念碑下

　　2. 时间：72小时，6月2日16时 —6月5日16时。

　　特殊说明：由于侯德健在6天后将赴香港製作唱片，所以他的绝食时间为48小时，从6月2日I6时 — 6月4日16时。

　　3. 规则：只喝白开水，不得进食、不得饮用含营养物质（糖、淀粉、脂肪、蛋白质）的饮料。

四、绝食人　　

　　刘晓波：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周 舵：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讲师、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

　　侯德健：著名词曲作家。

高 新：《师大周报》前主编、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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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毛泽东的极权式腐败

Liu Xiaobo: Mao is a Model of Corruption

刘晓波
二○○六年九月九日于北京家中

[size=18]毛泽东的极权式腐败－为毛泽东死忌三十年而作[/size]

面对今日中国的权钱交易式腐败愈演愈烈，民众在表达不满时常常以毛泽东时代的廉洁为参照系。但这样的对比绝非事实陈述，而是舆论误导的结果。首先，由于中共政权严格限制揭露毛的罪恶；其次，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新左派的误导；第三，毛时代的受益者在回忆中大肆美化毛泽东，特别是毛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基 本上是“为尊者讳”的美化式回忆；第四，毛时代的大量受害者仍然心有余悸，大都以“不堪回首”为藉口保持沉默。这些因素的合力造成历史的扭曲和空白，以至 于文革后的新一代很难了解到毛泽东时代的真相。

比如，在毛泽东诞辰一一○周年纪念日前后，胡锦涛率领新的常委会前往毛泽东纪念堂朝拜暴君的亡灵，媒体上大肆炒作毛的丰功伟绩和亲民作风，凡是与毛沾边的人频繁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上。除了毛的身边工作人员及御用研究人员的回忆和评论之外，最引人 注目的无疑是毛家人的大出风头：毛家的儿女、儿媳、女婿、孙子、外孙女几乎倾巢出动，赶场似地参加各类纪念活动，座谈会、大型晚会、电视访谈、网络聊天，文献片首映式、图书首发式、签字售书……在毛诞辰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之妻居然为毛家生下第四代，也成为媒体报道的小热点。

在 这些毛家人和毛家奴的回忆中，除了继续把暴君塑造为“伟大领袖”之外，还与中共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型文献记录片《走近毛泽东》相配合，意在通过对凡人 毛泽东的记忆，在生活细节上神化毛，塑造出“慈父仁夫”的形象。毛家人还通过中共喉舌，大肆渲染毛的清贫和严于律己，毛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还自夸“伟人子孙”的简朴低调的生活，似乎毛家人及其毛时代多么清廉。毛家子女通过各类媒体反复强调毛的律子之严，声称毛对孩子的要求是“夹着尾巴做人”；还 有媒体真把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当成失业工人或农民了，居然说什么她无钱看病。而事实上，李讷是政协委员，丈夫享受将军待遇，享有离休干部的公费医疗。毛新宇生子，也要在中国顶尖的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哪有看不起病之忧。

那么，毛时代以及毛泽东本人真的那么干净吗？否！

一，滥用公权力的腐败

毛式腐败的极端表现，首先是把最大的公共资源——政治权力——据为己有并肆无忌惮地滥用，他已经把整个中国据为己有，把全 国资源和全体民众作为实现其权力野心的工具，所以，除了滥用绝对权力之外，他根本不用在经济上以权谋私。

滥用权力，尽情挥霍民脂民膏

如 果把滥用公权力视为腐败的话，那么毛泽东就是中共权贵中的腐败之最。毛不在乎钱，因为整个中国都是他个人的，要钱有何用！正如《康熙大帝》中孝庄皇太后送孙皇帝玄烨第一次上朝前的最后赠言：“大清的天由你撑，大清的地任你踏，大清的人都是你的臣民”（大意如此）。这样的独裁统治箴言，包含了太多令人恐怖的 潜台词，比如：大清的女人任你玩，大清的财富任你挥霍，大清的人头随你砍。而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的作为，正是如此。

毛泽东个人 的极权式腐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毛把中国的所有资源——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统统作为他的滥用权力的工具，为了扩展自己的绝对权力而任意挥霍全民财富和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权利，先后进行过劳民伤财的韩战、越战、大跃进、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累积超过万亿；毛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 大国，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投入军备竞赛，为了“两弹一星”的政绩工程而不顾百姓的死活；为了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而挥霍极为有限的资源，向外输出毛式游击战，无偿援助众多无赖国家。这一系列滥用权力的结果，致使国人付出了上亿条人命和难以精确计算的钜额经济损失，致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

最 能说明毛式挥霍浪费的实例，莫过于文革时期的毛标志的泛滥成灾，也就是在制造个人崇拜上的挥霍无度：当时，一面是开不完的忆苦思甜大会和对艰苦朴素的大肆张扬，另一面是营造个人崇拜的毛泽东的语录、画像、像章的泛滥。一九六五年林彪主持编辑出版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截至一九六七年，《毛主席语录》已经印 刷出版六点二八亿册，几乎人手一册。“毛主席像”印了一二点四亿张，接近人均两张。最过份的是，文革时期，大量制造毛的像章，甚至造飞机的上好铝材也被用来制造个人崇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总共做了三十五亿个毛像章。当时的中国人口是七亿，平均每人五枚。

营造极端个人崇拜所造成的物质浪费 之严重，已经到了必须靠中共中央下发由毛亲自批示的正式文件予以制止的程度。

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不仅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财力，而且让中国陷于盲目崇拜的疯狂和思想僵化的深渊，让国人心甘情愿地做奴隶。

毛的家人滥用权力

毛时代的极权式腐 败，不仅是毛自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且毛家人也滥用来自他的巨大权力。仅就文革时期而论，毛家人一个个身居高位，无所顾忌地滥用权力，曾经何等风 光。毛夫人江青自视为一代“女皇”，担任两届政治局委员。她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骄横跋扈，已有太多的记述，我就不再赘言。毛家的第二代也都年轻轻地就执掌大权，横行于中国大地。

毛与江青的女儿李讷，二十六岁出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相当少将军衔）；后被江青调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陈伯达 出任办事处负责人；离开文革小组之后，李讷又于一九七三年出任北京市平谷县县委书记，同年八月，她在北京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出任北京市委常委。

李讷被空降到《解放军报》进行造反夺权，化名“肖力”。她对可能出现反毛动向的警觉，甚至警觉到荒唐的程度。她对军报的审稿做了荒唐 的规定：当某版刊有毛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同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的方向；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保证背 面版上的同一地方没有贬意词！为此，报社专门做了一个版面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都放在玻璃板上，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意词。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

文革中，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他的女儿“肖力”也有样学样，在军报内搞起对肖力 的个人崇拜。当时军报驻地在平安里三号，家家户户都张贴出大红对联“向肖力同志学习！向肖力同志致敬！”还专门开辟“肖力丰功伟绩”的展览室，肖力用过的 革命物品要展出，甚至她的生活用品也要展出，比如，她的蓝色自行车，她喝水用的大白茶缸，为了展示肖力的艰苦朴素作风。

毛的侄儿毛远新， 也是二十六岁就出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中将级军衔）；一九七六年，毛远新更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成为毛泽东在中共高层的代理人。在周恩 来、邓小平都见不到毛泽东的情况下，只有毛远新一人有权与毛泽东单线接触，并代表毛出席政治局会议。毛远新在辽宁和北京干了不少恶事，张志新就死在毛远新 主政辽宁时期，白卷英雄张铁生也由毛远新一手树起。

毛泽东的姨侄女王海蓉，一九六四年大学毕业，一九七三年便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毛泽东表 兄王季范的女儿王曼恬，曾主管国务院的文化工作，后任天津市委书记。

甚至与毛有过亲密关系的女人也滥用权力。与毛关系密切的谢静宜在文革 中的政治风光，已经尽人皆知。此次纪念毛的一一○年诞辰，谢静宜再次风光、四处露脸。她在每次采访中，都要讲到她与毛的密切关系，讲得两眼放光、情绪激 动，一脸幸福的红晕。

另据李志绥回忆说：“大部份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势，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之后，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益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系” 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晦黯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后，个个变得骄纵，仗势凌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而向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

在文革中，毛也利用绝对权力，出面保过前来求援的与他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一个姓刘的女 人还因毛的保护而当上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见《李志绥回忆录》第三编）

二，个人生活的腐败

在 生活上，太多的人被假像所蒙蔽，把毛坚持其小农式的生活习惯视为生活简朴，但毛的这种个人习惯，非但不能作为其廉洁的证据，反而恰恰是毛式腐败的典型表现：生活上的唯我独尊和随心所欲。

行宫遍布大江南北

在普遍贫困的毛时代，毛的行宫遍布全国，远远超过古今中外的历代独裁 者。修一座行宫的钱，供他每天山珍海味地一辈子，也绰绰有余。大多数行宫常年空着，但也要众多工作人员为空荡荡的行宫服务，浪费掉的民脂民膏难以计数。毛泽东喜欢杭州的西湖行宫和武汉的东湖行宫，广州就要为他特别修建南湖行宫。在饿孚遍野的一九六○年五月中旬，毛泽东在湖南与张平化谈起韶山，说那里有个滴水洞，地方很好。张平化深谙朕意，便主持修建了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代号“二○三工程”。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工到一九六二年，一、二、三号主体工程完 工，建筑面积共三六三八点六二平方米。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的公路，也同时竣工。整个工程造价高达上亿元。而毛只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住过十二天。

一 九八六年滴水洞行宫对外开放，已经变成韶山的著名旅游景点。

稿费乃天文数字

凡政治人物，只要是他在位时期发表有关公共政 策的文字，应被视为公共物品，而不能作为个人作品来收取稿费。西方政治家的稿费收入大都来自下台之后公开发表的文字。然而，在极权中国，在所有人的私有财产被剥夺的平均主义时代，毛作为终身党魁和实际上的国家元首，凡是他的文字（所有公开或不公开的文章、讲话、批示等）居然都作为私家知识产权来换取稿费。 而且，毛的极权地位使他的著作的发行量成为全球之冠，仅《毛主席语录》的累积发行量就高达五○亿册，已经超过了西方的《圣经》。所以，在毛活着的时候，他 的稿费就累积高达三百多万元。这在那个贫困的时代，无疑是天文数字的财富。另据媒体披露，毛的稿费在他死后的二十七年中又有大的增值，现在可以供毛家人分配的稿费已经高达几亿人民币。


三，个人生活习惯的特权化

毛在饮食上的简单，只因为他喜欢吃家乡菜且不愿受繁文缛节的束 缚，才没有宫廷式的奢华，但并不等于毛不享有特权。实际上，毛泽东在生活上仍然享受任何人难以比拟的特权。

毛嗜烟，就有专门的卷烟厂制 造；毛用惯了牙粉而不喜牙膏，就在牙粉厂都被淘汰情况下专门为他一个人保留一家生产牙粉的工厂；毛喜欢睡宽大的木板床，即便出国访问也要将他的大木床装上飞机；毛因怕麻烦而不爱洗澡，就有内侍每天为他用热毛巾擦身；毛失眠严重，内侍就要在他上床后为他按摩直到他入睡；毛一烦恼，就有人替他梳头来放松，以至 于他的卫士长练就了梳头的好手艺；毛讨厌自己穿衣脱鞋，就有内侍或护士侍候。毛好茶，就有专门的瓷器厂为他烧制茶具和餐具；毛喜欢湖南澧陵的瓷器，就有专门的红色官窑，用最好的瓷土烧出最好的瓷器；毛吃饭用的瓷碗极为考究，重量只有一二四克，轻而透明。

为了满足毛的嗜好，一九七五年春，中 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江西景德镇国家用瓷办公室下达了一项绝密的命令：为毛泽东设计、烧制一套专用瓷器，要求能代表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并且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要求造型既要美观大方，又适合毛的生活习惯，图案及色彩要符合毛的思想和情趣。这项工程是最高国家机密之一，是一九七五年头号重大工 程，代号为“七五○一”工程。

毛只吃活鱼，甚至就在他访问苏联时也要保证他能吃上活鱼。据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妻子韩桂馨回忆：“主席 去莫斯科的路上就告诉厨师了，到苏联要是送来了死鱼，不是活的，扔出去。这个厨师也不知道为什么扔出去，他得听主席的，毛泽东叫他这样做他得做。苏联人把鱼送到厨房交给厨师长，厨师长一看，鱼是死的，扔出去，吓苏联人一跳，‘哎呀，这中国人怎么回事，这毛泽东可不好伺候，扔出去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懂中 文，厨师也不懂俄文，请示领导，领导也都惊动了，后来反映说，‘毛泽东不吃死鱼，吃活鱼。’”（凤凰卫视专题《说不尽的毛泽东》第五集，二○○四年一月七 日）

毛喜欢游泳，年轻时畅游湘江就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诗句，将其权力野心表露无遗。入主北京之后，他也经常在出巡之时游长 江。他要在某地游泳，负责安全的人员和当地官员，就必须事前反复测量水流水速和侦查沿途风土人情，还要断绝一切水上交通。他一下水，就有浩浩荡荡的护卫和下属拱卫着，而且陪同他出巡的公安部长及其地方大员们也都要陪游。负责毛出巡时的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虽不善水性，但为了能够陪毛游泳，就找时间专 门练习游泳。


四，糜烂的男女关系

在极为艰苦的中共夺权年代，毛就是中共高官中的性道德败坏者。他的第一任妻子杨开慧还在 狱中时，他已经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和贺子珍上床了；在延安，为了与新欢江青名正言顺地同床，他就借治病之名把第二任妻子贺子珍送到苏联去治病。

中 共掌权之后，在提倡禁欲道德的毛时代，私生活作风问题成为全民性的道德禁忌，穿衣戴帽决不能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普通民众的婚恋都要受到组织的审查和批 准，婚外恋更是形同犯罪，极端的性压抑已经成为毛时代的反人性统治的标志之一。然而，毛本人却在紫禁城后宫里、出巡的专列上和所到之处的行宫中……过着随 心所欲的淫荡生活。毛掌权后究竟玩弄过多少女人，很难有精确的统计。

毛在延安时就迷上了跳舞，进了北京就愈加着迷。于是，从中南海到人民 大会堂再到全国各地的下榻处，都有他的舞厅和大群年轻的文工团女孩，而且，这些舞厅里都备有隐秘房间，供毛和他的舞伴消夜。对中共高干的内部舞会，彭德怀曾提出过激烈的批评意见，引起毛的不满。

据李志绥医生回忆录记载，毛走到哪里都要有年轻女人，在专列上、在各地行宫、在中南海卧房的大木床上……毛与谢静宜、唐闻生、章含之等女人的暧昧传闻，早已在民间不胫而走；除了毛晚年与张玉凤厮混之外，与之发生过性关系的年轻女人不下几十个。比如，一九六一年二月毛乘专列前往广州，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再如：一九六九年五月毛出巡武汉、杭州和南昌，所 到之处的招待所的服务员全部换上穿军装的女孩子，浙江省文工团的两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她俩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别从温州、绍兴调来为毛服务。

毛 的放荡私生活使夫妻关系紧张，而毛的权力又使这种紧张的夫妻关系变得畸形。本来，作为妻子的江青是毛的放荡生活的受害者，偶有怨言、发脾气是正常的，毛理应向江赔礼道歉，起码要说点软话来安抚。但江青每次因嫉妒而发火之后，不是毛安抚江青，而是江青给毛写检讨。到了晚年，毛整日与张姓二奶厮混，江青已经很 难单独见毛一面，毛与江青变成了纯粹的政治夫妻。江要想见毛，只能是待毛的召见，或要经过张的同意。

毛好女人而又有生理障碍，就有专门的 壮阳药供应，甚至出国时也要事先派人专程运送熬制壮阳药的药材、准备好特制的熬药沙锅，还要有训练有素的护士随行，专门负责为他熬药。更恶劣的是，毛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甚至有了性病也不治疗。李志绥说： “那位文工团团员有阴道滴虫病。她说在文工团内，女团员穿的舞蹈服装，全部是混穿混用的，所以一名女团员有了滴虫病，很快就传给了所有的女团员。这种病在男子受染后，没有什么症状，容易忽略过去，但是可以传给女人。女人在初染急性期，病状很明显，但到了慢性期，病状就很少了。毛很快受到传染，成为滴虫携带着。此后，凡是同他有这种特殊关系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受到传染。”

五，惟我独尊的霸道

毛讨厌任何规矩而喜欢随心所欲，其 霸道作风表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养成了夜里工作和白天睡觉的作息习惯，于是所有人都要适应他的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时间表，而他全不顾忌别人的生活习惯和人格尊严。比如，他想谈哲学谈历史，不论何时也要找到陪谈的人，甚至为此而多次派专机接来他召见的社会名流。比如，身在上海的御用史学家周谷城，就亲 历过两次被专机运到毛的住地。一次是毛在杭州，忽然想找人谈话，就派他自己的专机将周谷城等人接到住地；另一次就更过份，据周谷城回忆说：毛在北京中南海，半夜里忽然想找人谈哲学，就想起周谷城，马上叫人把长途电话拨到上海市委，让上海官员在深更半夜里叫醒周谷城，然后派专机“送我到中南海专谈逻辑问题……”而周谷城这样的大学问家，居然不觉得毛的霸道，反而在回忆文章中一副受宠若惊，感恩戴德。他说：“每次接受毛主席的召见，我总感到自己的渺小。虽 然几十年来，我写了几百万字的书，在外面说起来，周某某是个大教授、大学者，好像很了不起。但主席就不同了，主席想到的就是这个‘大’字，就是中国六万万 人民的这个‘大数目的大’字。每次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每次就感到自己的惭愧，自己的渺小。”（见《缅怀毛泽东》一书，转自“人民网”毛泽东专辑）

毛具有极度的权力恐惧症，因而他怕坐飞机而常坐火车出巡，还经常臆想政敌加害于他，所以他常常是行踪飘忽，随时改变。只要他的专列一出北京，沿途所有的车辆统统让路，时刻表也要以他的专列的行程为准。他在专列上睡觉时，停下来的专列的周围不能有任何嘈杂声，可能影响他睡眠的火车、飞机和汽车也都要停下来。毛 不愿在外地的泳池中游泳，因为他总是怀疑池子里被下了毒，即便内侍们都安然无恙地试游过，毛仍然不放心。在出巡外地的途中，毛还曾在睡觉时听见房顶的声音，就怀疑可能有人想谋害他，所有的警卫人员就要紧急动起来，遍搜毛的住房和住地四周。最后发现那声音来自一只猫。李志绥医生证实：毛患有被迫害妄想症， 大概是因为毛迫害过太多的人，所以怕受害者伺机报复。而仅仅为了消除毛的恐惧，就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霸道，他的霸道之所以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就在于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滥用一言九鼎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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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等人士呼吁迁移毛泽东遗体的开放式征集签名信

Evict Mao's Rotten Corpse and Image

（摘录）



毛泽东，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对中国命运发挥过巨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一。今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数千年来，深陷于专制主义的中华民族一直多灾多难。王朝的更迭不过是流氓们的“过家家”，如此循环，亘古如斯。近代以来，西方用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面对“五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从洋务运动到 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几代中国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生存奋斗。

一九一一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使得中国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也开始了民主宪政的尝试。然而，继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的“训 政”统治，以及由于日本全面侵略带来的亡国灭种的危机。

一九四五年，中国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也迎来了走向民主化的一个绝佳契机。但是，你死我活的国共两党之争压倒了和平竞争与自由选举，和谈失败酿成了同胞之间骨肉相残，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占据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败退台湾，继续中华民国之法统。新兴的中共政权，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独裁统治。这个新政权本应休养生息、致力于民族和解与现代化建设，但它刚一建立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似乎永无休止的、疯狂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在成为至高无上的党国领袖之后，不仅没有积极推进经济建设、实现在野时许下的民主宪政的承诺，反而以“继续革命”的旗号在党内外实施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最后发动了一场被后人们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在众叛亲离中死去，这二十七年间，他带给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是什么呢？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的学说实行恐怖政治，从建政初的 “镇反”、“三反五反”到“反右”和“文革”，家破人亡者数千万。

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上的好大喜功，违反经济规律，只顾“ 赶英超美”的政绩，不顾人民的温饱死活。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为满足毛个人争当共产世界头号领袖的权力野心，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并把极为有限的资源用于核武器开发。中国在外交上陷于极度孤立的状态。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由于宣扬“人多力量大”的荒唐理论，导致人口迅猛增长。直到今天，庞大的人口基数仍然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大障碍。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由于号召批判“封资修”思想，断绝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以及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自动隔离于人类文明的主潮之外。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灌输残酷的斗争哲学和革命迷信，仇恨代替爱与宽容，野蛮的“造反有理”代替理性与和平，并使“人对人是狼”的狼性哲学神圣化和崇高化 。毛泽东的文体污染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语言，使暴力化、仇恨化、痞子化的毛式语言至今犹存。人与人之间的爱、同情和信任被连根拔起，时至今日中国人依然处于道德沦丧和良知泯灭的精神状态。毛泽东的罪恶罄竹难书，正如历史学家余英时所论：“不论毛泽东的 主观愿望如何，近三四十年来中国的灾难，他个人所负的责任比任何人都要大。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一个表面共和、实乃专政的时代。千年易逝，而毛泽东的罪孽难消。

虽然毛泽东在生前签署了同意将遗体火化的文件，虽然毛泽东号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死后，继任者们却将其尸体制作成干尸，永久保存并公开陈列。此为中共政治局之决定。

毛泽东的尸体被运进纪念堂供瞻仰，至今已有二十七年之久。遗体的保存工作并未结束，只是转入了长期阶段。为此，当局专门成立“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遗体保护的具体技术已逐渐规范，科研工作也在继续进行，每年年终还要举行学术讨论会。套用句辩证法的术语，遗体的保存是相对的，而遗体的腐烂则是绝对的。因此，从技术层面来看，毛的遗体不可能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保存技术再先进再完善，也只是延缓遗体的腐败而已。与其到时候发臭生蛆，不如现在就及时实施迁移。

将毛泽东的遗体迁出毛主席纪念堂，进而将纪念堂改建为巴金倡导的“文革博物馆”；将毛泽东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进而让天安门广场真正归还到公众手中，成为举行国事活动和公民表达政治意愿的国家广场。我们认为，实施以上行动已经到了事不宜迟的地步。这样做不仅是还原历史真面目，更是化解现实中民族怨恨和社会暴力的起点……

我们不鼓吹仇恨和报复，我们赞赏忏悔与宽恕。我们理解各种关于毛泽东的不同看法，但是我们反对奴隶社会流行的“干尸崇拜”。我们的建议是本着宽容的精神提出的，我们希望中国国民都是有宽容精神的国民，谁也不愿意未来的中国发生动荡，在动荡中毛泽东的尸体很可能会像当年墨索里尼的尸体一样被倒挂在街头。所以说，今天的迁移是和解的开端。迁移毛泽东遗体、厘清毛泽东思想、放弃斗争哲学和暴力崇拜，乃是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的重要步骤。

我们意识到，是时候了，是化解民族悲情怨恨的时候了，毛泽东统治中国数十年来制造的爱恨情仇该有个和解的日子了。我们希望恢复中华民族内在的爱心和怜悯，恢复既有的厚德载物、仁爱慈悲、大中至正的宽广胸怀。我们知道，这个路还很长，我们希望迈出勇敢的第一步：吁请迁移毛泽东遗体，让其回到家乡韶山。这既符合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丧葬传统，也将提升首都北京的文明程度，使之成为一个配得上举办“人文奥运 ”的城市。我们不愿看到，五年之后，一个飘扬着五环旗的城市同时还上演着“干尸崇拜”的闹剧。迁移毛泽东遗体，既有利于让国民的灵魂从毛泽东思想的毒素中解脱出来，也是一次普遍意义上的破除个人崇拜、树立公民意识的教育。我们还希望以此为契机，达成朝野之间的互动，并制定政治改革的时间表，开放党禁报禁，逐步实施普选，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

我们相信，只有达成各阶层之间、党内与党外、各种信仰之间的广泛和解，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久福祉！（本刊有删节）

[size=18]附件（2）刘晓波小档案[/size]

· 1955年12月28日：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 1969～1973年：随父母下乡到内蒙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
· 1974年7月：作为知识青年插队到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
· 1976年11月：回到长春市建筑公司当工人
· 1977年：进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 1982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硕士学位，1984年毕业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 1984～198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 1986～198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博士学位，1988年毕业获文艺学博士学位
· 1988年8～11月：应邀赴挪威奥斯陆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
· 1988年12月～1989年2月：应邀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讲授中国哲学、中国当代政治与知识分子并进行该专题的研究
· 1989年3～5月：应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后因回国参加"6·4"而中断
· 1989年5月～6月4日：在北京参加"6·4"运动
· 1989年6月6日～1991年1月：因参加"6·4"运动而被捕。1989年9月被开除公职
· 1991年1月～1995年5月：在北京从事写作及民运
· 1995年5月18日～1996年1月：因从事民运、呼吁为"6·4"平反、保障人权而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获释后继续从事上述运动及自由写作
· 1996年10月8日～1999年10月7日：又因上述原因而被捕，劳动教养3年
· 1999年10月7日获释至今：在北京从事自由写作
（网上资料）

[size=18]附件（3）余杰小档案[/size]

美国国务院提供的有关资料，将余杰称为「中国最著名的青年作家之一」，并介绍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写作多部全国畅销书籍。他在春节前最新出版的两部小说，在大陆和港台销售量达50万册。
1973年10月3日，余杰在「天府之国」四川成都平原一个偏远而山青水秀的小镇出生。他从小寄居在外公、外婆家，外公是中医师。
平原优美的大自然风光和泥土香，也滋润了他的文采风流。少年时代，他在蒲江中学（前身为南宋鹤山书院）受到良好教育，开始尝试写作。从13岁起直到中学毕业，早慧的他已发表文学作品十余万字
1992年，余杰凭个人努力，如愿考上大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再攻读研究生，200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1998年，余杰出版处女作《火与冰》，这也是他的成名作，此书行文老辣，颇具初生牛犊不怕虎式的锋芒毕露，甫出版即受到思想文化界的广泛重视，被评为当年十大好书之一，他也被封为「1998年十大新锐作家」之一。
接着，他的「抽屉文学」系列之二《铁屋中的喊》和《说，还是不说》等力作相继问世，继续他一贯的怀疑精神、批判立场和边缘姿态，对中国当下现实直接针砭，独特的见解和青春之气跃然纸上，字里行间灵光闪烁。他的评论文章《为自由而战》，曾获英文版《亚洲周刊》2000年度最佳评论奖……
(摘自《世界周刊》)

陈凯一语：

刘晓波的获诺奖进一步证实了在中国专制文化与人类普世价值的冲突中，世界崇尚自由的人们是绝不会认同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反人反自由的伪价值的。 和谐、统一、和平崛起、忠孝节义等几千年淤积的专制伪价值与刘晓波所代表的真实、正义、自由与尊严的普世价值是决不能相容共存的。 刘晓波对中国专制文化批判的焦点是与我对中国专制文化批判的焦点不谋而合的： 个体基良知对自身的反省与个体对自身言行责任的承担。

Kai Chen's Words:

Liu's winning the Nobel Peace Prize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in the conflict of Chinese despotic traditional fake-values and the universal human values, the freedom-loving people in the world will never take side with the former, no matter how strong China will become economically and militarily.

Harmony, unity, peaceful rise, Confucian ethics, etc..., are nothing but anti-humanity, anti-freedom despotic behavior codes that are diametrically opposed to the universal human yearnings for truth, justice, liberty and dignity. I am glad that my view on China's anti-human, anti-freedom culture is congruent with Mr. Liu Xiaobo's: Individuals must face their own conscience and must bear personal responsibilities for what they say and do.

陈凯博客： www.kaichenblog.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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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混世魔王毛泽东

Liu Xiaobo: Mao is a Devil

作者题记：本文写于将近二十年前，原载香港《解放月报》（现更名为《开放》）1988年11月号。1989年6月24日《北京日报》指控我为“黑手”， 这篇文章被作为主要的证据之一，称为“反共反人民”的“重磅炸弹”。并指控文中提的“四个代替”是我的“纲领性主张”。

时逢毛泽东死忌三十年，中共媒体又在大肆怀念暴君的亡灵。故而，特重发此文。

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它都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前无古人、也许还是后无来者的一大奇观，而这场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也成为一个神秘的人物。因为，在毛泽东生前，中国无人能够对他进行哪怕是猜测性的评价，而他死后，仍然以幽灵般的魔影徘徊于中国大地上。

历史过去后，不会再给人以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即使后悔万般，也无可奈何。再也不会有一个毛泽东生于中国土地上，再也不会有十亿人对一个人如此虔诚的相信、如此狂热的崇拜，再也不会有一个人的形象、声音、动作、文字，能够具有毛泽东式的绝对权威，以至于，在毛泽东的生前，无人敢向他说一个“不”字；他死后，也只能以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来盖棺论定。对于他，中国人都没有公开鞭尸的勇气，在对他的否定时，一副羞答答的样子。

一 毛泽东令历代帝王黯然失色

“毛泽东情结”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先天遗传。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人的愚昧已经到了受尽蹂躏还要三呼“万岁”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为个人的毛泽东的成功已经使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黯然失色。

本世纪初，毛泽东这个来自湖南乡间的土里土气的农民刚进北京城时，曾受到当时许多颇有声望的文化名流嘲弄和蔑视；即使他参加共产党后，也一直被党的高层所排斥，直到“遵义会议”，无人敢挺身而出收拾长征后的烂摊子时，毛泽东才以他的魄力与冒险精神，征服了这个排挤他的党，并使另一中共强人张国焘被边缘化。而且，那些文化人和共产党的高级官僚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一个个成为毛泽东手中的玩物。毛泽东在“与人奋斗”和做政治游戏时的手法之高明，已达到“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的最高境界。

如果仅仅限于中国的范围内，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评价毛泽东，他无疑是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一个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专制政权内部的相互倾轧的艺术，没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善于应变、流氓成性，更没有人能够把自己装扮得像红太阳一样光辉灿烂。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毛泽东的手中变成了“人民万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他又能通过一系列运动使人民一无所得。他似乎以一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中国对抗，就像一个高大强壮的男子汉和一个柔弱顺从的小女子的关系一样。

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个皇帝的权力和威望能够与毛泽相媲美呢?他把中国传统的专制政体、把中国人的愚昧和软弱推向了前无古人的极端。在一次次的权力角逐中，他充分利用了中国人的性格弱点，打击对手犹如猫捉老鼠，多少曾经在共产党内权力比他大、职位比他高的人，都一个个地拜倒在他的脚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早年野心，果然在几十年后变成现实。他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便终身受用。

在中国，他可以蔑视一切，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合理的依据，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启示，他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不讲理就是唯一的真理。

二 毛泽东并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但是，如果就整个世界的范围而言，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上看，毛泽东彻底失败了。他没能把一个全新的中国推向世界，没能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没能成为左右国际事务的全球性政治领袖。他仅仅是在重复数千年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陷入那个轮回式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他不是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否则的话，他不会与苏联决裂，更不会迫不及待地制造“中国是第三世界革命的中心”的政治神话，也不会为了个人的国际地位而去慷本来就一穷二白的国家之慨，将大把大把的钱白白送给那些落后的国家。

想成为美国和苏联之外的超级大国的超级领袖，确实是毛泽东的野心。无奈他野心有余而能力不足。他没有力量和智慧创造一个强大的中国，以与美苏对抗，也就自然没有力量把自己提升到国际领袖的位置。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无一不符合传统中国独裁者的一切，却没有丝毫走向现代世界的迹象。他被人类的先进文化抛到远远的地方，只能封闭起来，龟缩在自己的躯壳内，在对内的整肃中发泄他的无限权力占有欲。玩中国，毛泽东易如反掌；而玩世界，他却像个只知道死守二亩三分地的土财主，唯恐被什么人抢去。这完全是一个农民起义首领的性格。

三 毛泽东把中国人降格为奴隶

在国内，从他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不停地折腾，一次比一次精彩，一次比一次开心，直到“文革”达到他一生的最高潮。毛泽东不仅利用了中国人的愚昧，还利用了中国人被长期压抑、无处渲泄的攻击欲和破坏欲，他所建立的制度和所发动的革命，不是把人的生命力导向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面，而是导向破坏性和毁灭性的方面，而且是大破坏和大毁灭。

“文革”也是中国人生命力的一次爆发，特别是青春的激情和过剩精力，通过无所顾忌的打、砸、抢，也通过一次次盛大的革命庆典，使参与者们得到酣畅淋漓的宣泄，从中感到一种生命力释放的满足。但是面向世界，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虚弱到不敢正视自己的程度。

毛泽东的确有资格去嘲笑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以及驰骋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这些帝王与他相比，确实有智慧上、人格上的低能之处。但他没有资本去与那些世界性的政治领袖相比，因为这些人所创造的政治体制是属于全人类的，而毛泽东只属于中国，且罪孽深重。在这点上，我以为毛泽东也极为可怜，因为在中国他所面对的对手素质太差，甚至就根本构不成对手。毛泽东与一个总是输给他二十一比零的选手在打乒乓球。这种对抗，固然可以使他飘飘然，但也使他的胜利变得毫无正面价值。

在毛泽东的统治下，每个中国人都是零，十亿个零加起来仍然是零，因而毛泽东最后也变成了零。

毛泽东的这种处境，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处境完全一样。关起门来看自己，真觉得艳美无比，俨然仪表堂堂的男子汉，几千年悠久的文化灿烂得令人目眩；打开门再看自己，顿时相形见绌，非但谈不上艳美，反而倒像个满脸皱纹、拄着杖却又要吃母乳的老小孩，源远流长的文化就像一身俗不可耐的古装，除了作为陈列品之外，便毫无用处。说得挖苦点，中国人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奴隶而生活的。毛泽东所一手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满足了他的个人欲望的同时，却把自己连同所有的中国人从人类中开除出去了。

毛泽东所能做的一切，一方面是他个人的魅力所致，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恩赐。愚昧的软弱的中国人和千古不变的专制政体，为毛泽东提供了一展才华的最佳舞台。他在这个舞台上所导演的戏剧，固然有“反右”、“大跃进”、“四清”等轰动一时的剧目，但是这些都是模仿之作，完全是另一个专制魔王斯大林手法的翻版。属于毛泽东个人独创的杰作是“文革”。这是一部以全民族的巨大牺牲为代价而创造的作品。它的独一无二就在于把专制主义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境地。因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不啻千古罪人。由否定“文革”到否定毛泽东是历史的必然。

四 不能只反昏君不反专制

但是，对于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的中国来说，彻底否定毛泽东并不容易，正像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次反封建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一样。在当代的中国，我以为，难以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只反昏君、贪官而不反专制、皇权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传。在历次改革之中，人们都把腐败归结为某个统治者的道德人格的堕落和思想上的错误。寻找“明主”和“清官”是中国人做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在做的梦。否则的话，人们怎么会在1949年以后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等人身上呢?换言之，只要人们还相信只有专制文化的社会主义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那就是相信政治专制和思想独裁才能够救中国，即便毛泽东被否定后，还会有第二、第三个毛泽东。

不是昏君、贪官使专制政体腐败，而是专制政体先天性地产生着昏君、贪官。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保证，任何人在专制政府中都将成为昏君、贪官，这甚至与个人品质无关。最卑鄙的政治家也无法在民主政治中为所欲为，而最高尚的政治家在专制政体中也将为所欲为。没有宪政制度的保证，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

因而，如果仅仅把毛泽东作为一个昏君暴君来否定，而不是把他作为腐朽的专制主义的当代代表来否定，那么就等于什么也没做，其结果只能是以新的独裁者代替旧的独裁者。幸运的话，是以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代替昏庸的独裁者。

但是，无论怎样，专制还是专制，它决不会因为独裁的开明而变成民主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最重要的不是否定作为个人、作为昏君的毛泽东，而是否定作为整个专制政体的总代表的毛泽东。但改革以来对毛泽东的批判，仍然停留在“只反昏君而不反专制”的水平上。更可笑的是，人们在对昏君和贪官的否定中都争相标榜自己是“明主”和“清官”。

五 中国人要敢于自我否定

其次，只否定少数当权者而不否定大众和每个人自身，也不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否定。如前所述，“文革”的发生是专制主义的极端化所致。专制主义的极端化，一方面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当权者们极端化独裁，另一方面是因为广大的被统治者的极端化愚昧和软弱。毛泽东再有力量，也不能一个人进行“文革”。毛泽东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的愚昧和软弱，他是十亿中国人之愚昧的集大成者。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专制政体的产生和延续，都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创造并加以维持的。没有顺从独裁的被统治者，也就不会有专制统治。具体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没有深厚的封建主义传统所培养起来的中国人的奴性，中国的专制主义决不会如此长久、如此肆无忌惮。

在“文革”中，没有亿万只手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没有覆盖中华大地的红色语录本，没有遍布每一个角落的“早请示，晚汇报”，没有十亿人齐声高唱《东方红》，毛泽东的名字怎么会成为永远不落的、普照人间的红太阳呢?所以，否定毛泽东也就必然要否定把毛泽东视为“大救星”、“红太阳”的十亿中国人，否定十亿中国人必然要从每个人、特别是从那些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开始。

过去，我们的理论一直把反对建的革命仅仅理解为推翻皇帝或统治者，因而也就把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称之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但是，事实证明，农民推翻皇帝的革命，只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封闭循环和专制主义的长命百岁。

而真正的反独裁革命，必须是对以专制主义为代表的整个社会(所有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的革命。这个革命不仅要打倒皇帝，更要消灭皇权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小农文明：专制与小农的生存方式是一个有机整体——农业文明，现代化就是要从生存方式上消灭农业文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任何企图推翻专制主义的革命都将失败。

六 否定毛是全民族的一次脱胎换骨

只反皇帝而不反小农生存方式的运动，只能是动乱而不是改革。对于中国来说，打倒一个皇帝、否定一个毛泽东都不困难，人为不行时，还有天助(毛泽东总要死)，困难的在于消灭汪洋大海般的小农意识。也就是像早期的鲁迅那样无情地批判国民劣根性。然而，中国当代史上的启蒙者们，大多数都是骂皇帝的英雄，一旦面对大众，便是一脸媚态，向愚昧微笑、鞠躬。而这种现象表面上看是站在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人民大众一边，而实际上是想在骂倒皇帝之后自己当皇帝，当人民的救世主。得志时，自奉为上帝；不得志时，人民是上帝。毛泽东就是用玩弄“人民崇拜”来奠定其至高权威的高手。

这种把戏中国人玩得纯熟、玩得心花怒放，从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想”一直玩到毛泽东的“人民万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装可谓花样翻新，却永远裹着一个臭皮囊。

“文革”结束后，又有多少被誉为改革先锋的人物仍然高举着“为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招摇过市呀!又有多少在“文革”中写过最最革命的大字报的人把自己标榜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啊!又有多少被平反的“右派”、“走资派”变成了新时期的“极左派”呀!除了“四人帮”、毛泽东及其少数死党外，其余的中国人个个都是“文革”的受难者和“反文革”的英雄。

中国人逃避责任、进行自我美化的本领真是举世无双。笔者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真该为此而骄傲、自豪和光荣。

类似上面所列举的民族劣根性还很多，诸如“愚忠”、“群体至上”、“平均主义”、“民族主义”等等。但是，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不能从专制主义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

具体地讲就是：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新的思想；在广义的文化上，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来寻找所谓的精华。而只能用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

否定毛泽东，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否定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小农式生存，是一次全民族的脱胎换骨。尽管，这种否定不会一蹴而就，很可能是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中国人必须从现在开始启动这一进程。

我以为，这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漫长、最艰难的否定过程，因为中国专制主义的生命力之顽强堪称世界之最。尽管，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痛苦之巨大甚至可能是难以忍受的，但是，除了忍受痛苦的煎熬之外，当代中国人别无选择。

否则的话，尽管毛泽东已经魂归西天，但他所代表的专制主义仍然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写于1988年10月

── 原载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1月号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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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话说李敖---精明的骄狂

Liu Xiaobo: On China's Eunuslawhores

最善于自吹自擂的台湾文人李敖，兼具才子的博学和尖刻、文人的狂躁和粗野，曾以良心犯的资历和狂傲的文字，在八十年代风靡过大陆。然而，自从台湾进入民主社会以来，享受著言论自由的李敖，反而在写作上露出江郎才尽之态。近年来，从他关于两岸关系的言论看，他已经陷入大中华民族主义高于自由主义的魔术之中，反台独反得颠三倒四、满嘴流油，动不动就以外省人的傲慢贬低台湾本省人。特别是从2000年台湾大选开始，高声赞美「一国两制」的李敖一步步地堕落，爱国大旗举的越高，堕落的就越快。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被称为中央电视台香港频道的凤凰卫视，自然会对赞成「一国两制」的李敖情有独锺，专门开辟《李敖有话说》节目，看李敖的献媚表演，还真跟中共的御用智囊有一拚。

李敖是很癫狂，自称五百年来中文写作第一，但他并非癫狂得目无一切，面对不同的对象，他表现出一种政客式的精明，拿捏分寸和把玩辞藻的技巧，可谓炉火纯青：对台湾政权，无论是蒋家时代还是李登辉、陈水扁的时代，他骂遍了台湾的政客和名流，且骂得百无忌惮、心花怒放、脏话跌出；而一旦面对大陆政权及其高官，他马上变得温柔敦厚、语带媚腔，偶有批评，也是避重就轻，很礼貌很分寸。

他反覆抨击蒋家政权的恐怖统治，他骂李登辉是叛徒、骗子、认贼作父，骂陈水扁是「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把陈水扁贬为「卖牙签的希特勒」，甚至说「我讲到这里先向希特勒抱歉。因为希特勒他是能干的人，几乎统治了这个世界，可是这个陈水扁在台湾像个瘪三一样，甚么都不能做。」 他大骂台湾是假民主，说陈水扁上台，靠的不是皇权时代的继承、不是战功、不是为民服务、也不是民主选举，而是靠骗：「整个台湾的领导人……他们就靠了一个字就是骗。……从陈水扁以下这批人，他们得到政权是靠一个骗字。」（第一集《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在这里抛头露面》 3月8日）但他却不解释为甚么在假民主的台湾，他李敖可以胡说八道而无后顾之忧？还可以在2000年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也不解释为甚么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承认台湾已经是民主社会？难道只因李敖选不上或他讨厌的人当选，就是假民主，就是「骗」！

然而，谈到中共政权及其权贵，他却屡屡为独裁政权打压台湾背书，公开为毛泽东时代的荒谬辩护，把暴君毛泽东奉为第一流政治家；他还为六四大屠杀的刽子手辩护，声言「佩服那个三起三落的邓小平」。他谈到美国总统卡特和邓小平见面时，说卡特是伪君子，因为他批评中国没有迁移自由是不民主不自由；却夸邓小平近乎无赖的回答：「我们民主啊自由啊，你要多少人我送给你，你要一百万两百万，一千万两千万我送给你，你要不要？」

显然，卡特说的迁移自由和移民美国完全是两码事，邓小平自知理亏又要面子，也就只能胡搅蛮缠。李敖评论比邓小平的回答更无赖：「他妈的你一个都不接，一个都不要，你讲风凉话叫我们来承受，我们怎么受的了呀？」（《由「弃」字识破风凉话》3月25日 第14集）

李敖也会谈到言论自由，特别爱谈他当年在台湾争取言论自由的壮举，但一涉及大陆的言论自由问题，他就谈得分外精明。他从不提及大陆的言论管制以及频繁发生的禁书案和文字狱，他还宽容地对待大陆的言论不自由，就连凤凰卫视删节他的讲话，他都能报以理解的态度。这与他斥责蒋家政权禁书时的尖刻和愤怒，恰成鲜明的对比。

当别人问他：如果你生在大陆、遭遇文革，你敢讲这些话吗？你为甚么只敢骂台湾而不敢骂大陆？他的回答很狡猾，一反总是自称英雄的习惯，公开承认自己懦弱：「人难免有变得无赖的时候，……我今天回想到当年我坐牛棚的时代，我记得我会用一种玩世的方法，逃世的方法，狡猾的方法，技巧的方法来躲过那一劫。所以大家不要假设，我李敖如果留在大陆我做甚么，我可能做出一些很卑微的事情来，也能做一些小小的惊天动地的事情来，谁知道呢，这种假设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4月19日第31集《假如问题永远没有答案》）

其实，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已经给出了答案：技巧而狡猾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这，正是当下大陆爱国者们的言行常态。

2004年4月23日于北京家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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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4]话说李敖之二─紧跟暴君毛泽东[/size]

刘晓波

不看凤凰卫视，很难想像在台湾以反强权著称的李敖，居然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在第一集《 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在这里抛头露面》中，李敖之所以极力捧毛而贬蒋，无非是「成王败寇」的逻辑：内战的胜利者为王。他由老毛打败老蒋讲到老毛的诗词《蝶恋花》，又由诗词讲到老毛一家为革命牺牲，他说：「这首词告诉我们甚么呢？告诉我们人家付出的代价。毛主席的夫人，毛主席的弟弟，毛主席的妹妹都牺牲了，毛主席的大儿子在韩战给炸死了，是不是？毛主席的小儿子精神状态都出了问题了，他一家都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他们最后搞革命成功，把老虎赶到台湾去。」老毛都死了二十多年了，李敖还是一口一个「毛主席」，似乎他曾经在主席的领导下为中共夺权奋斗过。

第30集《粗话人民的语言》，李敖为了回应别人批评他粗话太多，也要抬出毛泽东的流氓文风为自己辩护。他说，粗话是人民的语言，圣贤和大政治家都用，孔子用过，毛主席更用过。他说：「我们再看毛主席的词里面，不是讲了吗，不许放屁试看天翻地覆。毛泽东的词里面怎么会有放屁的字眼呢，是不是粗话，当然是粗话。」

李敖更学会了毛泽东的那种「不拿人当人」的残忍。毛泽东声言「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最爱以「不怕死人」来要挟国际社会。1957年在苏联。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等前苏联政要说：「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毛泽东如此露骨地蔑视生命，就连赫鲁晓夫听后都大吃一惊，认为毛泽东是「疯子」。

1958年，毛泽东谈到大陆可能因台湾与美国打仗时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与台湾开战，美国最好插手进来，在福建甚么地方放一颗原子弹，炸死一两千万人。最多整个福建打光了，死他个三千万，换来全国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面目，值得。

毛泽东为了与美苏两强争霸，在一穷二白的国情下，不顾百姓生活，大搞核工程，1964年，中国有了核弹之后，动不动就提出准备打核大战，显然是想通过核讹诈和战争恐吓来压倒对手，也就等于把全中国人作为他抗衡美苏的人质。

再看凤凰卫视上的李敖，那种「不怕死人」、不拿人命当回事的口气，即便比之于毛泽东，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第15集《漏油漏下来才能雨露均沾》中，李敖说：为甚么在一穷二白中毛泽东还要搞核弹？「为了一个国家的强盛，为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能够抬头，为了国家能够进入太空，这个钱非花不可。有的人不懂事说，你把人送到太空，这个钱为甚么不来救农民？怎么救农民？一双袜子，我告诉你一块美金，十三亿人口多少美金？怎么办？光著脚造核子跟潜艇，免得被帝国主义欺负，中国要的是这个。袜子，对不起，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的问题的就是这样子。有人讲为甚么要这样子？我告诉你，政治人物的判断，尤其第一流政治家的判断跟人民是不一样的，人民的要求跟政治家是不一样的。」

李敖说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可能连凤凰卫视的人也觉得过分，所以在网上发布的文字稿时删掉了，我在这里只能根据记忆来复述。李敖的大意是说：为了抵御美帝国主义，宁可穷也要造原子弹。别看我们穷，只能造一颗核弹，美国富，能造几千颗核弹，但就是这一颗也足够吓住美国。我们中国不怕跟美国开战，哪怕是打核大战，我们也不怕。只要有一颗核弹能打到洛杉矶或夏威夷，贪生怕死的美国人先就吓死了，就不敢对中国轻举妄动。即便我们只有一颗核弹，只能毁掉美国的一座城市，而美国有几千枚核弹，能毁掉我们二百座城市，我们也不怕！我告诉你，他们美国人怕死人，而我们中国人不怕；他美国只有两亿人，而我们有十三亿人。

用中国二百座城市的毁灭换美国一座城市的毁灭，用十三亿中国人的血肉换二亿美国人的血肉，只为了两岸统一和中国强盛。

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

这种「以人命为刍狗」的强国逻辑，靠的就是极权者能够绑架人民作人质，是典型的暴君逻辑，毛泽东如此，萨达姆如此，金家父子如此。

崇拜老毛的李敖，亏他只是个狂傲的文人，只能说大话惑众，还不能造成现实灾难，但其观念对大陆宠毛热的强化作用，决不可低估。

当知识份子面对独裁体制而失去了的独立品质，就会混淆了起码的是非观念，沦为「成王败寇」的信徒，即便是当年独裁监狱中的良心犯，也会变成强权者的辩护士及其御用媒体的宠儿。现在的李敖，就是将两岸之间的制度冲突歪曲为单一的民族冲突，当年的自由文人就变成独裁爱国主义的枪手，也就必然由反台独走向反民主，由爱统一走向爱独裁，由爱独裁走向学暴君。

2004年4月24日于北京家中(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