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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中国人抽象思维的中文字
Chinese Language and Abstract Thinking

老吃

我很少引用古人的”成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因为成语就是”成思”的另一种说法，复述古人的话语的同时，也就把自己的思维泯灭了. 不过老子的这句话确实挺有意思，用在此处既可以作个噱头又能显得有学问.

给世间万物命名，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重要的一步.对于文明（有文字的）社会来说，人类智慧在探索大自然时迈出的第一步就是给这个缤纷的世界万物命名，这也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第一步，非常重要. 然而汉字给事物命名的过程非常独特，所以才有中国人特定的思维习惯和方法.

作为语言记录的最基本符号单位（character），汉字和英文的字母处于同一位置. 它们所不同的是，字母是拼音文字中用来拼写语音的基本符号，它本身除了有发音外并无意义.

汉字是汉语语言中语义的最小单位，它是有字义的. 所以汉字符号系统中的最小语义单位和最小符号单位是一体的. 这个特点决定了使用汉字命名的过程，是个对事物定义（描述）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给它一个名字.

每个事物都要有自己的名称，这是区分Ａ事物和Ｂ事物的需要（就象每个人需要名字一样），那么命名的关键是彼此区分而不是描述，这才是最理想的命名方式.

汉字很难做到这点，因为汉字的每个符号单位有自己的字义，中国人没办法给某个事物起个与现有事物无关的名字.

假设一个情况，一个中国人老ＰＡＮ和一个美国人老ＤＡＩ两人在深山里散步，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动物，他们以前谁也没见过，该动物颜色黑白相间，黑眼眶，举止弛缓，性情温和，吃植物和小动物. 经过观察老ＰＡＮ和老ＤＡＩ确认他们所见的是一个完全没有被外界了解的新的物种，于是他们就开始为该动物起个名字. 老ＰＡＮ想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老ＰＡＮ看那动物长的庞然大物很象狗熊，而性情温和的象只猫，于是决定把它叫做”熊猫”.

美国人老ＤＡＩ，想了想，既然这动物是你老ＰＡＮ和我老ＤＡＩ两人首先发现的，何不
就叫ＰＡＮＤＡ呢？ 之后老ＰＡＮ和老ＤＡＩ两个人便匆忙赶回各自的公司.

第二天中美两地的各大报纸都在显要的地方刊登了他们的这个发现，轰动一时. 在中国想知道这一新闻的人们在互相打听着这个新发现的动物，并一时被传的沸沸扬扬的. 有人说是发现了一种新的吃竹子不吃肉的狗熊；

有的人说是发现了一种硕大的不吃老鼠的猫，此猫比普通的猫要大几十倍；更有人说是在深山里发现了一种熊和猫的杂种，即有熊的凶猛又有猫的灵活非常可怕，小孩子没事最好就别往山里去了. 这样三传两传的，中国人的好奇心得到了巨大的满足，事隔三周后就彻底平静下来了，没人再问这动物是”什么”了，因为他们好象都已经知道了不少.

在美国，人们也在议论这ＰＡＮＤＡ到底是什么？却没人知道，只知道是一种从没见过的新动物，所有人心里都在问这到底是” 什么”动物？于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派出几位动物学家到中国的深山里探其究竟，几个科学家把个ＰＡＮＤＡ从生活习性，到物种分类研究了个底掉，写了一厚本关于这种动物实地考察报告. 并在科学杂志上详细地从科学的角度介绍了这个新发现的动物.所有关心此事的人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分详细的介绍，并为杂志上登出的照片感到兴奋，希望了解更多的有关这个动物的情况.

上面这个故事是我瞎编，只是想说明汉字在对事物名字时是如何一种情况. 用汉字给事物命名时汉字字义对事物本身的描述性表达，会阻止进步的了解和产生歧想.同样的例子可以用到任何一个实验室里的发现，如果我们把一种蓝色黏稠状的新液体叫做什么”胶”时，就准备着人们把它当胶来用. 可是汉字的这个特点中国人又能如何回避呢？英文也可以用两个字的组合来为某一事物命名，而且他们也经常这么做，但是问题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唯一的方法，当我们需要或想回避从己有的事物来为新事物命名时，我们是束手无策的（除了借用字母）.

2010-7-30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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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4]中国古人不具备抽象思维能力[/size]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是统治者的工具；这种工具主要在于压抑人的抽象、逻辑、分析、推理、溯因、创造与形上思维的能力，主要在于非人、非理性、伪道德、奴化与禽兽化人民，主要在于摧毁人的独立自主意识，主要在于建立人的集体主义与集体服从等意识！

甲骨文里，“我” 字，象“一根长柄绑着三个戈”， ，表示部落强大的武力；甲骨文里，“我”字代表殷商部族，并没有个体人的意义，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实？在汉语中，没有一个像英语的“I”那样，专用于指代单数第一人称的专有名词。“我”的指代范围与“I”不同，它大可指国家，如“敌师伐我”，小可指代个体。这说明华夏社会里没有“个体”的独立地位，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而“家”又是一个可变的“弹性结构”。

甲骨文里的“自”，就是人的鼻子，“由”就是“竹木编的盛器”（引申为凭借、遵从），那么汉文“自由”岂不是代表“人的排泄”？所以，“自由”在汉文里一直带贬义。

甲骨文里的“平”，具有“乐声平缓”之意，后来引申成为“使平静、齐一、不倾斜、平和与安静”等意，如“治国平天下”、“平乱”、“平叛”等，因此“平”具有“铲除”、“扫除”、“平定”与“统一”的意义；“等”在篆文里指“整齐的竹简”，后来引申为“等同”、“等级”等意；那么所谓的平等，岂不是代表以武力统一与平定一切？

甲骨文里的“法”（同“废”），象“逐水草而居”，指“逐水草而居”经常要弃去旧地寻新处，因此有“废”的意义；事实上，古代殷商的统治者，根本没有现代法治的概念，他的话就是“法” ，他的手杖就是“权威”，他的好恶与自由意志就是“律”，他拥有无上的权威与决定人生死等大权，这可从甲骨文里的“君”、“王”(手执斧钺)、“伊” 、“尹”(手执令牌)、“伊”、“父”(手执石斧) 、“教”(手执杖要人服从王占卜的爻辞) 、“司”、“伐”、“辟”、“御”(双手持棒活埋人)等字可知，这种统治者无上权威与绝对宰制人民的意识，一直在大陆延续至今，因此在汉文界谈“法治”不是很可笑吗？

篆文里的“治”，从“水”，“台”声，本意为“治理水”的意思；古文里的“制”，从“未”（树枝繁茂）　从“刀”，本意为“用刀修剪树枝”的意思。你如何用“法治”来诠释 “Rule of Law”？你如何用“法制”来诠释“Legal System”与 “Law System”？

甲骨文里的“幸”，象“刑具”（枷锁）；甲骨文里的“福”，从“示”（神灵牌位）从“畐”（一坛酒），本意为“以酒祭鬼来祈福”的意思。你如何用“幸福”来诠释“Happiness”与“Blessedness”？

甲骨文里的“国”，从“戈”从“口”（城池或土地）　，代表“以武力占领的地方”；甲骨文里的“家”，从“宀”（茅草搭的棚屋）从“豕”（猪），代表“猪住的地方”。你如何用“国家”来诠释 “Nation”、“Country与“State”？

甲骨文的“美”字，象“人头上插羽毛”或“人头上戴羊角饰物”，为什么“人头上要有饰物”才代表 “美”？那么“人头上没有饰物”是不是就不美呢？那么谁才有权或资格在头上戴饰物呢？那么“美”的普遍性与抽象内涵在那里呢？篆文的“美”字，从羊从大，指羊大美味，那么属于口感之外的“美”，岂不是不存在了？经由这些简单的问题可知，这种表象式的文字绝对不可能产生那种具有普遍与绝对性“美”的古希腊理念！

用这种单音节象形的汉文字，来研究其它文明的思想，经常会发生十分可笑的事情。例如，以汉文字去翻译梵文的佛经，这种以具像为主的文字，如何能够表述那种具有高度“精神、灵魂与抽象”的梵文哲学与思想？即使以玄奘能够精通汉文与梵文，他所翻译的那部具有高度抽象逻辑、精密论证与形上道德价值的《瑜伽师地论》（佛教圣经），汉人如何能够彻底明白？中国禅宗抛弃了印度佛教的因明等逻辑理论；这不是玄奘的错，而是汉文字的根本贫困与限制！印度的佛教具有高度的心灵、冥想与道德思辩性，汉化后佛教竟然成为百姓默拜与礼神的宗教；汉人用殷商祭祀的方式，供三牲与五果祭拜，然后要求佛消灾、解运与祈福，甚至要求保佑其功名利禄与荣华富贵，他们忘了释迦牟尼是觉者，不是神，也没有任何的神力！多么可笑的文化异化事实？现在基督教在大陆的农村，也差不多，基督教逐渐被异化成某种神鬼性的宗教，许多教友根本不知道其绝对道德与爱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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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7-30 20:44

“为什么古汉人只能认知金木水火土，而永远无法推论出抽象的原子概念？汉人只能认知阴阳相对的道理，而永远无法推论出抽象的绝对概念？汉人只能认知相对的道德理念，而永远无法推论出抽象的绝对道德理念？汉人只能认知人的罪行，而永远无法推论出抽象的人的原罪(Sin)概念？汉人只会反压迫者，而永远不会反抽象的压迫制度与文化？汉人只会反某皇帝，而永远不会反抽象的皇权制度与文化？到底汉文化与文字的内在结构是什么？”

这是因为：“汉文字是一种单音节的表象文字，这种文字永远不能了解人文抽象与逻辑的意涵。由于这种文字的客观限制，因此由这种文字所产生的文化，也会普遍缺乏人文抽象与逻辑的内在结构；因此使用这种文字的人，也会普遍缺乏人文抽象与逻辑的意识！”

由于古汉人以刀刻书写，造成汉语的简短化与一字多义的特性，因此汉字是一种含义模糊的文字。汉字笔划多，难写；同音字多，难记；又是正楷字、又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草字，把人都弄糊涂了，产生不了遵纪守法的规则意识，只会产生狡猾崇拜（所谓的书法艺术）。中国的方块汉字从认到写，其难度都是几何级数的。汉字的繁复、混乱导致了思维困难：汉文字的图像结构阻绝人的创造力，汉文字的单音节结构阻绝人的抽象思考力。

人文思考是一种抽象的玄思，它的根本性观念是从人类（the human race）的角度来思考人存在的根基，由此才有超越性问题：人的本性和本源、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它超越具体人伦事功，超越有限的存在。“人文”是以古希腊思想及其方式为根基的。近现代西方思维创造力的原创基因不在别处，就在希腊哲学。

必须废除汉字

作者未名

汉字是原始思维的产物，至今仍然保留着原始的特征。如果不是日本人迻译西方文化为我们带来了不少新的词汇，我们现在连说话都成问题，只能说古旧的文言文、方言、土语。但是，日本人生造的词语，到了中国用起来，歧义太多。

由于汉语词汇有限，所以只能彼此循环论证，因此，中国人每天都在瞎折腾，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只能彼此猜疑，因为我们连最基本的认识论、方法论概念都没有。也就是说，中国人至今没有逻辑思维、辩证思维，而只有强盗逻辑和暴力思维、政治思维，以及只讲对立的庸俗辩证法。汉字几千年不变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社会形态和结构也几千年不变。

汉字、汉文明也是强制统一的结果。我们不得不承认，汉字的发明是伟大的，但是，在统一汉字的书写和读音的同时，让其他语言、文字消失，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不仅仅文字统一了，而且思想也随之统一。这更是愚不可及的事情。这么大的中国，结果只剩下了“中央知识”，而无“地方知识”。因此之故，中国文化出了大问题。本来文化是没有优劣之分的，但是，中国文化却失败了。（陈凯注：文化当然有优劣之分因其人为性。）因为我们的文化失去了自由的本性，而只有强制了。这在社会伦理、儒家崇拜上，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文化尽管在表面上继续着对外交往，但是，其内核正在腐烂。

众多西方思想家都论证过汉字的原始性，只有德里达反对“语音中心主义”，他认为，汉字是唯一“在场”的文字，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字。（所谓“在场”就是不需要语音，通过观察汉字的象形，就可以明白其所指的意义。）然而，德里达没有看到，正是这种“在场”，使得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文字依附，一种死人崇拜，一种原始思维，直至一种人身依附。这些特征经过文字和语言的统一后，更加明显。消解这些特征的唯一办法是，让汉字成为一种工具，而且只是一种工具；在此基础上，各个地方都可以自由书写，可以像日本人那样对汉字进行改写，同时，依照方言进行使用。这样做，汉字同样不会消灭；但是，其用途则更加广泛和自由，更符合世俗生活的需要。那么，汉字从此就消除了“文以载道”的意识形态色彩。

说中国人现实，其实也未必。中国人重视实利，这没有疑义。但是，中国人却没有理性的社会实践。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依赖汉字。科举取士，靠的是玩文字，而不是讲哲理。现在的政府治理中的最大弊端是，以文件落实文件，领导签字就代表了负责任，而不是求真、动真格的做。领导讲话，可以心不在焉，照着讲稿念下来就可以了。一切依赖文字的结果，就是社会不会真的行动，大家做高头讲章，彼此糊弄，整个社会没有诚信，合同上的签字如同摆设。

原始思维与话语禁忌是不可分割的。结果，历朝历代都有“文字狱”。语言禁忌最大的特征，就是不注重语境的合法性、合理性，看不到文字和语言的局限性。在极端的文字狱政策下，你哪怕仅仅说了一个字，或者讲错了仅仅一个字，都会遭遇厄运。使用汉字的人，往往被人使用。所以，领导们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超，经常说：“我补充一句。”结果，意思完全改变。文字狱本质上就是别人代替言说者，说“反动”的话。

中国社会之所以难以改变其原始性、停滞性、密闭性，与汉字的特征密不可分。为了打破这些社会特征，完成无数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社会变迁，中国必需打破汉字的整体论，还原其工具特征。这样，各个地方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各个地方的语言文字，文字审查政策就会彻底改变。因为语言不通，既是坏事，也是好事，但最终仍然是好事。因为语言不通的结果，就是彼此的审查没有了。但是，汉字就像传统一样，仍然存在，不过，那会是一个活的传统。因此，我们应该让汉字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应该让他成为左右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整体”。

不让任何“部分”凌驾于“整体”之上，是汉字政策的任务，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任务。汉字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废除，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而只会让我们的语言、文字和日常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对于中国的社会变迁来说，“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孰优孰劣？只有在新的文字政策下，才有意义。不然，我们就难以找到“文化”、“制度”的结合点。

中国的事情千头万绪，变革可以从废除汉字的整体性开始。

这是我对最近“汉字申遗”的另类思考。

中国需要一个新文化还是一个新国家？

作者：吴三兴 发表日期：2010-6-3 18:24:01 来源：中思网

http://policy.sinoth.com/Doc/article/201.../1000061242.htm

尽管我反对“文化决定论”，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汉字、汉语所代表的汉文化在文化基因上是有严重缺失的。汉字、汉语先天不足，它无法充分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很多人将中国的长期落后归因于孔子及其儒教。对此，一个非常简单的辩驳是：这些东西又是如何来的？我们批评一种思想学说，必然靠进行“知识考古”。

我的看法是，中国的落后源自中国特有的“文字教”。台湾当代硕儒龚鹏程认为，文字教是中国的五教（儒道释文侠）之一。我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境界止于甲骨文。此后，不断滑落。由于“文字掩盖了语言”（索绪尔），故“文字教”导致了“文字狱”的恶果。所以，中国历朝历代一直都在对社会变革最具革命性的力量（——语言）进行持久的扼杀。因此，中国人的灰头灰脸、闷头闷脑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哑巴民族除了暴怒，就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了。

中国文字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密码。因为中国文字体现了古代中国文明之初的原始宗教信仰。在这一点上，与西方迥然相异。西方的字母的形成，源自世俗生活的需要，它们在形体上与宗教信仰无关，而只是工具性的符号，以组成句子，再以句子记录生活。因此，中国的文字一开始就是一种巫术，即巫师垄断的书画技术。（这一点与世界上其他的象形文字一样。）而字母文字作为表音文字，一开始就具有契约性质。它有利于国家的形成，因为国家说到底也是一种契约，所有人共同遵守的契约。

对于汉字、汉语的先天不足，古今中外的名家们进行了诸多分析。例如，卢梭在《语言起源论》中写道：“描画物体适合于野蛮民族；使用字句式的符号适合于原始民族；使用字母适合于文明民族。”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中很多描写就是针对中国的。黑格尔说过：“一种语言，假如它具有丰富的逻辑词汇，即对思维规定本身有专门的词汇，那就是它的优点；……中国语言的成就，据说还简直没有，或很少达到这种地步。”“中华民族的象形文字仅仅适合对这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进行诠释。此外，这种文字是为一个民族的极少数人、为那些占领精神文化的专门领域的人保留的。”

英国20世纪著名作家、学者h.g.威尔斯在其经典作品《世界史纲》中，把中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归结为语言原因：“在中国，文字造就了一个特殊的读书人阶级，也就是官吏。他们也就是统治和官僚阶级。他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于文字和古典文学格式，胜过集中于思想和现实；尽管中国相当太平，它的人民的个人智慧很高，但它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看来却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中国之所以在许多世纪中一直是个勤劳的但缺乏进取心的广袤地区，而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大概就是由于它的语言和文字的复杂，而不是由于任何别的可以想像到的原因。”（吴文藻、冰心、费孝通译本）他还说：“中国汉语的奇特以及由此文字而产生的教育制度，成了世世代代不可战胜的过滤器，有利于听话的学究式的头脑，而不利于桀骜不驯的有创造力的人，将后一种人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

面对汉字、汉语的先天不足，五四时期一大批有识之士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废除汉字”的声音。在吴稚晖主张取消汉字之后，钱玄同高喊：“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鲁迅说：“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傅斯年说：“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

现在看来，“废除汉字”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但是，这些诉求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一种诉求，即：汉字、汉语所代表的汉文化有问题，也就是这个国家有着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当代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干脆认为：西方语言是“法治”的语言，中国语言是“人治”的语言。这个概括很有新意。它指出了文字、语言与国家、政治的紧密关系。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汉字、汉语先天不足，那么，如何弥补？台港澳的社会实践告诉我们：必须引进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语言。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以汉字、汉语为密码的中国文化更适合于神权政治，而字母文字、表音文字则更适合于人权政治。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神权政治必然是集权的，无法被世俗人类制约的，而人权政治则必然是分权的，制衡的。而且，在文化保守的情况下，在神权政治国家，每一次大的文化运动，都会引起历史性的倒退。相反，由于文化自由而开放，在人权国家，每一次大的文化运动，都会引起历史性的跃迁。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等等，都出现了不进则退的后果。包括“改革开放”之后的每次“国学”热，都是文化溃败、社会倒退的表现。这真是历史的“吊诡”！只有中国才会这样！

16个汉字歧视女性 “嫖”应改“彳不”

时间：2010-01-21 09:13 编辑：朱峰

　这几天，一篇题为《16汉字之错：既不尊重女性，又误导儿童人生观？》的文章出现于多家网站的讨论区，作者叶满天提出，有16个汉字歧视女性，应该加以改造，引起网友争议。毕业于南京某知名高校法律系、现为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叶满天，昨天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虽未将材料送交有关部门，但他的观点被采纳的可能性很大。

　　律师：16汉字歧视女性

　　《16汉字之错：既不尊重女性，又误导儿童人生观？》作者叶满天举出了16个歧视女性的汉字，分别为：“娱”、“耍”、“婪”、“嫉”、“妒”、“嫌”、“佞”、“妄”、“妖”、“奴”、“妓”、“娼”、“奸”、“姘”、“婊”和“嫖”，他认为，这16个字，“均具有一定的贬义，让儿童在学习的过程中，让普通人在书写或阅读的过程中，从视觉上觉得这16个字与女性性别有根本的联系，无形中降低了他们对女性的评价”。

　　由此，他建议改造这些字，并举例说：

　　“嫖”，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玩弄娼妓的堕落行为。“嫖”为形声字，部首“女”为形，“票”为声旁。常见词为“吃喝嫖赌”，都是形容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等恶劣品行。恶劣行为实施主体为男人，怎么可以在造字时把污水泼在女人身上？更何况这个字偏旁为“票”，在今天大多数人会理解为“钞票”的“票”，将“女”人和钞“票”放在一起，即为“嫖”，这给文字的使用者要传达什么信息？要传达一种什么文化？这个字只能说是中文之污。建议更改为“彳不”，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是两个人做了社会不允许、不认可的事，相信每一个看到的人都会受到一次无形的教育，将来会有效地减少这种行为。

　　他另外举的例子是“娱”和“嫉”，认为应该分别改为“彳吴”和“彳疾”。

　　叶满天说：“基于同‘嫖’改为‘彳不’一样的道理，我建议‘奸’改为‘犭行’，可以向所有人表明‘犭行’是一种兽行。我相信更改这个字可以减少百分之二十的强奸（彳不）犯罪。”

　　网友反对多于支持

　　由于该文尚未在正式报刊刊登，所以还没有评论跟进，但是在网络世界，这个话题被吵翻天，在一片批评声里，不多的赞成声音显得很“孤独”。

　　持反对意见的网友李鸥认为：从文字发展的历史角度看，由于历史上的重男轻女，导致了汉字中许多文字都有歧视女性的成分存在，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改变重男轻女以及其他歧视女性的落后旧习俗，绝不是将文字一改就能解决的，关键还是要靠思想文化教育和健全法制。

　　不少网友则对叶满天的主张给予了嘲讽和斥责。针对叶满天“我相信更改这个字可以减少百分之二十的强奸（彳不）罪”的说法，一名网友说，照你这般，改的汉字多了去啦，那些不识字的强奸犯，又咋解释？一派胡言。

　　一位网友表示支持叶满天：“有一定道理，至少比教育部的改法有道理。”这一网友所说的教育部的改法，是指去年8月12日，教育部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一事。在这份征求意见稿中，不仅恢复了51个异体字，还拟对44个汉字“动刀整形”，调整其写法，引发各界强烈反响。

　　叶满天：应冷静看我的主张

　　昨天，快报记者联系到了叶满天。

　　有意思的是，当记者说出“现代快报”几个字时，他立即表现出一种亲近感。原来，2004年4月5日，他曾经是快报一篇报道的新闻当事人。他是连云港灌云人，原名叶书传，当时在南京一家知名高校读书，为避免名字中“传”这个多音字带来的诸多不便而决定改名。而南京鼓楼公安分局以申请材料中缺少学校证明，不符合南京户籍规定为由，不予批准。为此，叶书传将鼓楼公安分局告上法院。

　　最后，他顺利地把名字改成今天的“满天”。“当时现代快报的报道推动了这个事情的解决，感谢现代快报。”他说。

　　“这次改名字，也对我提出改造16字的主张，产生了触动。”叶满天说。此次，对于网络上对他的评价，他表示注意到了，认为这些批评者心态还是比较急了点，“没有能冷静下来看看我的主张”。

　　叶满天表示，一些人认为尊重女性应从涉及法理的大事出发，不该纠缠于这些改改字的“小事情”，“但是细节决定成败，从细节处做起，让受众包括儿童感觉到被尊重，让男孩和女孩的成长有一个健康的环境，这也很重要。”这也是他作为律师却非常关注文字领域事务的重要原因。

　　在被问及有没有求教于语言文字专家时，叶满天说，有关主张是他自己想的，也没有那么深厚的古文功底，但是研究过《说文解字》等。

　　叶满天主张把“嫖”改为“彳不”，这种改法实际上是造字。但他并不觉得造字有何不妥，因为历史上造字事例众多，而改造字在技术上现在没有问题，电子汉字输入系统已经很发达了。

　　他还表示，自己的主张被有关方面采纳的可能性很大，但是需要时间。他本来有将相关主张“上书”的打算，文字材料也准备好了，但是还没有送交有关部门。

　　叶满天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炒作，“我这是抛砖引玉，和炒作的目的不同，而且，如果这个主张被女同胞抢先提出，那么男同胞也容易被置于道德不义之地，会比较尴尬。” 来源: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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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中化文明一脉相承”
Why Chinese Language Impedes Progress

http://video.sina.com.cn/p/finance/econo...4960440982.html

　　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们研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定义不清，不讲逻辑，争论情绪化。我们研究都要有一个定义，要有一个研究的起点。你定义一样才有共同语言，是讨论的基础，我们很多非常情绪化的争论，是由于定义不清，说的是两码事，看着争论挺激烈，实际说的两码事，各讲各的道理，从开始的定义就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关于医疗体系改革的问题，争论的非常激烈。但是对公益性，没有定义，最接近的概念是公众产品。对外部性，信息不对称都没有很好的定义，导致这个争论不太有意义。

　　所以我总结一下，我今天上面讲的，我的总结也是我一直和别人讨论中，一直遇到的一个问题，李约瑟之谜，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有这么多发明，但是为什么中国后来落后了，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这是李约瑟科学史上系统的研究了中国在历史上的发明和科学上的贡献以后提炼出来的李约瑟之谜。我今天讲的一部分是语言，一部分是形式逻辑，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研究中的这些方法上的欠缺。我把它归纳起来，我如果要是能够从一个角度对回答李约瑟之谜也有参考的论述的话，我认为是这么几条：

　　一条，这个语言，它本身的模糊性。我们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发明，但这些伟大的发明有很多没有记载清楚，有很多就失传了。也有很多说的很神奇，但是没有对这个神奇东西的精确的描述，使得你无法判断这个神奇在科学上到底到了那些成为了。由于我们语言不够精确，记载的不够细致有关。比如说我们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关于建筑的工学，关于工学的著作。特别是宋朝，有很多非常成系统的工学的著作。一看工学著作，我跟建筑学家讨论宋朝的工学著作，我也不太懂，得请教，有人是搞设计的，有人是搞力学的，有人是搞结构的，总得感觉，有描述，但是描述的不够精确，有的结构非常的神奇，现在来说是很高的科学，由于当时的记载不够精细，不够准确，使得我们无法判断当时是不是掌握了这种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包括几何上的算度，包括力学上的计算，你真正掌握了一定有力学上的计算。我们的描述，看上去描述的隐约觉得是这么回事，我们现在知识多了可以往那方面套，当时我们记载不是很准确。再加上我们语言，没有单数、复数，有很多的歧义是因为没有单数、复数造成的，名词没有单数、复数，你们去发现有很多歧义是没有单数、复数造成的。包括韩国的前总统跳崖自杀，中文的报道是说警卫跟着总统怎么着，看中文报道的时候，我就有疑义，不明白有几个警卫，英文报道是一个警卫，警卫给他拿烟去，这时候就跳崖，就比较明白了。中文写的是警卫，总统是可以有几个警卫的，看英文描述是一个警卫，是单数还是复数，在很多重大的问题，还有历史之谜都因为这个出现了。因为你没有单数、复数，所以你没法判断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是你的语言上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文人的习惯，文人愿意记最重要，什么事最重要，皇上的事最重要，朝廷的事最重要，科学怎么建一个房子，这些是雕虫小技，我们很多大的学者们，他不屑记载这些所谓的雕虫小技，更甭说非常细致的记载下来，中文的菜单，盐少许，酱油少许。英文这个菜单就是盐几克，或是汤勺一小勺，不一样，我们不屑把这个事写的非常严谨，我们文人的习惯，那个是小实，不屑记这个。历史上我们很多工匠，各朝各代的工匠是非常聪明的，可能达到某种高度，有力学，有建筑学的，有很多学的，很多可能已经达到了，我们很多不屑记这个东西，可能很多就没了。语言的加上文人的习惯，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形式逻辑体系的缺乏，特别是演绎推理能力的缺乏。我们不善于，或者我们没有这个训练和这个体系，做这个推理。这是一个重大的缺失。我刚才说欧几里得几何学，形式逻辑，且不说辩证逻辑和数理逻辑，如果你没有形式逻辑最基本的训练，你没有一个比较近似于科学方法论的东西。你如果是没有科学方法论的话，只能停留在模模糊糊那个阶段。模模糊糊在2千年以前，你知道发明都江堰了是先进生产力，如果你没有形式逻辑，不能精确做推理，做一般的东西，使得你这个东西很难推广，很难重复。你可能曾经做出过一个奇迹，不可置信的奇迹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你没有文献记录你这个奇迹，你没法重复这个奇迹，你这不是科学，就是一次性发生的事件。形式逻辑的缺乏，形式推理、演绎体系的缺乏是我们一个致命的缺点。

　　第三个原因，就是封建专制。学者为什么不屑记这个，为什么不愿意把话说明白呢？因为你把话说明白了以后，非常麻烦，他就不能把话说明白。所以我们的老百姓，永远是浑浑噩噩的，他说的普通的生活中的语言，跟写出的文言文又不一样。再加上封建专制搞文字狱，历朝历代都有文字狱，不愿意把话说明白。

易纲：研究方法之东西方对比
Contrast Chinese Language with English Language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1027.html

● 易纲

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邀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教授，于2009年10月26日为北大师生作了题为“研究方法之中西方对比”的专题报告。在这场专题报告中，易纲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研究教学的亲身经验，就经济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东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异同进行了对比。讲座由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主持。以下为讲座和问答具体内容。

中文与西语的对比

易纲教授首先引用一个小故事。2009年3月4日11时的人大新闻发布会上，人大发言人说了这么一段话：“……推进税费改革，降低证券印花税税率，并实行单边征收……”。12点30分，立即有某海外著名新闻社记者据此发布不实新闻：“中国将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并执行单向征收制度，但没有提及新税率水平”。事实上，这位新闻发言人所说的“降低证券印花税税率并实行单边征收”指的是：2008年4月24日，我国已经把印花税由千分之三调到千分之一；2008年9月19日我国由双边征收改成单边征收，税率保持千分之一。当天下午，有关方面更正了此新闻。发生这个误解，原因就是中国的语言不存在时态变化，以致外媒理解错误。

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的历史，确切的文字记载始于商朝的甲骨文，距今也有3000多年历史。中华文明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伟大之处在于它完全独立于主流的西方文明，在西方文明之外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系。汉字文明与以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字母文明完全不同。这样一个伟大的文明我们都为之骄傲，但是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和缺点，比如过去中文输入困难，因此有人甚至提出过走拼音化的道路。但是目前中文电脑输入问题已成功解决，我们越来越发现汉字的很多优点是字母文字所不具备的。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甲骨文、金文都是象形文字），虽然目前已跟原来的形象相去甚远,但仍属于方块字、表意文字，音、形、意相互联系，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比如现在很多研究表明，汉字有利于照相记忆（Photographic memory）。照相记忆是这样的一个实验：找一些大样本的组别，让被试者在给定时间内看用母语书写的文本（比如报纸），然后记录内容，发现中文为母语的被试者，在短时间内所记录下来的报纸上的内容平均来说最多。也就是说，中文有利于照相记忆，因为汉字是方块字，本身就隐含了信息，不用读出来就能够反映所代表的意思和概念。汉字是一个非常简洁的文字。例如，全世界用手机发送短信的技术条件都是一样的，但是欧美人远没有中国人发短信频繁，因为很少的几个汉字就可以非常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

与汉字不同，字母文字是另外一种文字系统。距今约5000年前，古埃及创造了一种象形文字——圣书字；到公元前十五世纪，在地中海产生了腓尼基字母，后来传入希腊演变成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孳生了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成为欧洲各种字母的共同来源。

在欧洲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拉丁文是上流社会和知识分子的交流工具，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欧洲老百姓日常所说的语言却不是拉丁文。将近1000多年，欧洲文明传播的文字和日常老百姓的说话都是脱节的。直到后来一些伟大的文学家和语言学家开始推进，把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用语形成规范的语言。比如700多年以前，伟大的文学家但丁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语代替拉丁文；600多年前大文学家乔叟用中部土语，也就是伦敦附近的方言写了很多诗歌和散文，同时代的神学家威克厉夫将《旧约》、《新约》译成了中部土语，从此奠定了英文在英国的基础地位，再之后的文学家莎士比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使得英文演变成现在大多数人所熟悉的英文；法语、德语等其他各国母语的演变也大体如是。

而中文呢？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老百姓说的话和知识分子写文章用的文言文也是始终脱节的，虽然脱节不像欧洲那么严重，但是持续时间漫长。中华文明伟大，但几千年来是精英的文明，一直没有穿透到大众。原因就是没能解决白话文的问题。一直到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认为应从八方面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因此中国的白话文革命，到现在也不过九十年的历史。

中国文言文的一个大问题是没有标点符号。《三字经》里有一句话叫“名句读”，就是说小孩启蒙要先学会断句。《三字经》是宋朝时候的书籍，距现在大约一千年，而一千年前就提出的这个问题一直到九十年前，才由语法家根据西方语言的语法，把成系统的标点符号确定下来，使得现在读书变得容易。此外，中文也没有通过动词变化所表示的时态，靠副词或从句来说明什么时间，就像开头讲的那个故事。此外，中文的名词也没有阴性、阳性、单数、复数之说，在主语和宾语位置上也没有变化。

中文非常的简洁美丽，适用于大写意和讲大道理，但是英文用字母的排列组合表达概念，抽象性更强。中华文明之伟大，就在于他提供了一个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参照系和坐标系，我们应该发扬其优势，克服其劣势。目前，白话、电视和互联网提供了将中华文明穿透到大众的条件，我们的任务就是力图把话说明白，尤其在教学和学术探讨中语言要精确细致。

语言的不同可以部分地解释“李约瑟之迷”。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科学的发源地，和语言有关。主要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一是中文虽然非常简洁，但是在严谨方面有一些固有的缺点，二是中国的文人在讲究“礼数”上非常细致精确，但对工程著作和科学著作，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是雕虫小技而不予重视，所以说中国知识界“见大不见小”，三是中国长期以来有文字狱，使得知识分子故意不把话说明白。

形式逻辑（Formal Logic）

形式逻辑的不同也是“李约瑟之迷”的一个原因。形式逻辑是研究演绎推理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也有形式逻辑，比如《墨经》对逻辑就有系统描述，里面说的“大故”和“充分条件”非常相似（“大故”就是“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小故”和“必要条件”非常相似（“小故”就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但是春秋战国时期，惠施、公孙龙等名家的诡辨术，搞垮了形式逻辑，此后形式逻辑在中国限于停滞。

相反，形式逻辑在欧洲文明中却有一个完整的发展。形式逻辑在欧洲的创始人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的著作《形而上学》和《工具论》，指出了归纳法和演绎逻辑。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更写出了《几何原本》，标志着欧氏几何的建立。欧几里得从若干公理出发（最重要的是平行公理：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运用纯逻辑演绎的办法推导出一系列定理，组成一个定义和公理体系，这就是《几何原本》13卷，465个命题。欧氏几何的建立使几何学成为一座建立在逻辑推理基础上的不朽丰碑，其严密的逻辑演绎方法成为训练科学思维的基础性工具。很多伟大的科学家在形式逻辑方面的训练都是非常严谨的，比如牛顿就曾特别深入地钻研《几何原本》，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也是建立在两条公理上，所以说欧几里得几何学形式逻辑的体系在科学方法论上有着基础性地位。

春秋战国的时候，名家批判形式逻辑，以辩论为乐，以把对手说糊涂而高兴，偷换概念建立一个又一个的诡辩命题。而西方的黑格尔，系统地批判形式逻辑，将逻辑研究的重心转向逻辑的内容，从而建立了辩证逻辑体系。马克思哲学在方法论上受黑格尔影响很大，他建立了三条原则，即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和质量互变。我们的文化归纳比较强，但是推理演绎比较弱。比如我们有“杨辉三角形”，展开以后就是二项定理，但是我们没能像牛顿那样给出二项定理的严格推理和解析式，就不能断定是推导出来的还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我们的文明比较重视局部，比较相信个案，但是总体思维和理论框架就显得比较弱。科学要相信逻辑的力量，逻辑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那么这些语言上的问题、形式逻辑上的问题都解决了吗？中国已经有了标点符号，有了语法，在学院里也有了逻辑训练和科学方法论的训练，但语言、形式逻辑这两大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中还是深深地存在的，而且无时无刻不反映在目前的认知和研究方法中。

目前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第一是“见大不见小，都愿意研究大问题”。但实际上，小问题值钱，大问题不值钱。哲学意义上真正的大问题，宇宙观的问题，孔、孟、老、庄、墨、荀基本都研究透了，今人很难超越。像目前许多人研究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汇率、利率政策，这些都是大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并且很多人研究时有一个毛病就是动辄上纲上线往大了说，没有逻辑和理论框架，经常是阴谋论和战争论，“帝国主义灭我之心不死”。对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思考是政府的职责，事实上只有少数人可以以关心国家大事为生，大多数人还是要研究具体问题。其实小问题最能研究出大成果，比如金融市场交易系统、托管系统、支付清算系统、信息系统、货币、债券、股票、期货、衍生产品、外汇、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内部定价模型、收益率曲线等等，都是可以深入研究产生大成果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学习和研究中，要善于观察我们生活中的一般现象，要善于观察小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自以为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当前这些研究成果，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哪些是文献中已有的，哪些是作者的新贡献。研究经济问题，要搞清来龙去脉，要吃透已经存在的文献，避免无根据的研究和重复研究，这样才能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用别人的模型是正常的，但要证明你在边际上的贡献，比如增加了一个变量、取消了一个限制条件、比如拿模型做了实证检验等等。文献前沿已经研究到哪儿了，自己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哪些贡献，这些都必须要说明，科学研究才能一步一步地发展。我们的现状是，随便一检索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汇率的文章，几百篇几千篇，全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是要不得的。

第三个问题是“滥用参考书目”。翻一翻现在的论文，再看看它的参考书目，信洋人不信中国人，拿洋人吓唬人充门面，而且引的书目跟论文一点关系都没有。参考书目是为了更方便别人论证推敲，它和你的文章应该高度相关，那些不必要的、和论文无关的著作，应该从参考书目中删除。做研究来不得半点的虚伪，你的就是你的，抄的就是抄的。拿洋人做参考书目可能唬过了今天，但是早晚有一天要为此付出代价。

第四个问题是“定义不清，不讲逻辑，争论情绪化”。定义是研究和讨论的起点，是研究者的共同语言，是讨论的基础。经常看到一些研究者，在网上吵的很厉害，后来才发现其实是因为他们对事物的定义不一样。定义不清会导致争论失去意义，没有严格的概念框架就不能对问题清晰的讨论。先要有定义，然后做假设、假说，再运用经济学模型构建逻辑框架，最后还要对推理结果做实证检验，这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易纲教授提出要重视的第五个问题是“要讲逻辑，尊重逻辑推理和事实检验”。例如，微观经济学几乎没有争论，定义、假设、逻辑框架推理基本一致。但是宏观经济学就有不同的流派，比如凯恩斯、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真实经济周期、供给学派等等。各学派的假设不一样，强调的重点不一样，理念不一样，但逻辑上基本上都是自洽的，都可以找到数据的支持，原因是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常常会呈现不同的特点。知道这些学派为什么会有不同结论而逻辑上都可以自圆其说，还要看事实检验。研究框架的提出，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扎实的理论基础或者是逻辑基础，而不能想当然凭空提出一个非常大胆的框架。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可以仔细寻找是逻辑不一样、假设不一样，还是推理过程有问题。要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把问题定义清楚，然后从不同假设出发，遵照一个严格逻辑推论得出结果，这样的讨论才有基础，才能找出为什么结论不一样。现在有些嘴架和学术上的官司，没有做到心平气和，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这是很严重的错误。要尊重别人的成果，自己才能被尊重。

最后，上面提出需要重视的五个问题，和现在常说的“创新”是有密切联系的。创新，在最浅的层次上，是产品的创新，比如电灯、手表、计算机、因特网，以及许多金融产品的创新，都是此类。组织创新是创新的第二个层次。近现代以来的大多数创新就是按照公司、企业、市场等组织模式完成的。将组织的运作以概念、规则、法律等形式固定下来，则是创新的第三个层次。世界性的竞争规则，像WTO、IMF等，都是别国制定的规则。在法律方面，中国金融界的基本大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鉴自别国的经验。拥有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是创新的第四个层次。因为创新的完成要靠一个一个以某种形式组织起来并按照游戏规则行事的个人。实现对产权的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则是创新的第五个层次。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才能产生有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的个人，有了他们，才能够有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