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醒/鞠滨 Awakening
2010-2-28 7:40:25
鞠滨
在以前的几篇文章中,我曾经提到中国的儒家文化毒害我们的教育系统,使我们从小一开始就迷失方向。我知道,一谈到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一定有许多人出来横加指责。“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颇有蚍蜉撼大树之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知道自身文化的不足,就像就揭自己的伤疤一样,滋味不好受,常常是很痛苦的。但是不去认识,不敢面对却是一种懦弱,更是危害的,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是需要压住情感,多用理智的时候了。我们需要静下心,仔细思索,中国文化到底博大在哪里,精深在何处?
柏杨先生著有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多少人惊叹,感慨,津津乐道……但你可能不曾想到,在柏杨的访谈录里,在解释他翻译的文学巨著时的感慨“其实,中国古时候的人们语言思维混乱,他们之间的表达与交流,连他们自己都不甚理解、明白。不清不楚,然而这些都被后人称作深奥”柏杨为了让现代人能读的懂,才把这些故事整理,组织、连贯起来,再加以修饰,这才形成了《资治通鉴》这一长篇巨著,当有人问他“您读了那么多历史古籍,您的研究中发现中华文明隐藏多少宝藏时”,柏杨淡然的说,“我在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中反复探索,始终没有发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在回答“中国几千年经过多次朝代、历代王朝兴替、封建制度的多次革命,为什么始终没有多少改变?” 时,柏杨先生说,因为中国历代学术和政治上的最高指导原则缺乏一个民主的方向,就像走迷宫一样,因为没有一个最高哲学思想作为指导原则,所以走来走去走不出来。中国革命永远是帝王将相型的,不能产生美国式的革命,美国革命产生了一个很好、很特别的政体,而中国的思想家永远在帝王将相中轮转,始终没有出现启蒙思想家指出的革命成功后,除了当皇帝,还有第二条路可走。所以我们的历史永远在平面盘旋,不但不能起飞,反而这个盘旋是向下降的,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没有平等思想,人权思想。政治思想中没有民主观念、自由观念。这种文化不是优秀文化,而是落后文化,野蛮文化,森林文化。
今天,我们再听一个外国传教士是怎么说的。
Arthur Henderson Smith是美国公里会传教士,早在一百年前就来到中国他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人群,结识了很多朋友在他中国传教二十二年后,于1894年出版了一部代表作《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这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书中总结了中国人的素质共27条,引证丰富,文笔生动。下面我将此书中的第十条“心智混乱”摘录给大家,虽然这是一个一百年前的著作,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警醒与深悟。我们平心静气,对于别人观察我们民族的推断,以冷静的头脑,做一番思索,了解与承认自己的弱点,不是耻辱!惟有不努力从事民族的改造,不看清民族的出路,才是真正的耻辱。
第十章 心智混乱
我们说“心智混乱”是中国人的一种特点,但我们并不是说这种特点是中国人特有的,也不是说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个特点。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人似乎有足够的能力同其他民族相抗衡。他们在智力上当然没有表现出弱点,连这种倾向都没有。但他们的教育解构以及受教育范围非常局限,尤其是汉语的解构被盲目推崇. 如今已经有不少人知道,汉语的名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完全没有“性”和“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不受“语态”、“语气”、“时态”、“数”和“人称”的任何限制。名词、形容词、动词之间没有可辨的区别,因为任何一个汉字都可以不加选择地用作(或不用作)这些词性,且毫无任何问题。我们并不是抱怨说汉语不能表达人类的思想,也不是说人类的许多思想很难或无法用汉语表达清楚(尽管情况的确如此),我们只是坚持认为这样一种语言,具有这样的结构,会导致“心智混乱”,正如炽热的夏季会导致午睡一样。
同一位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交谈,最平常的事情就是很难弄清楚他究竟在说什么事情。他讲的话常常有好几个谓语,复杂地混在一起,像穆罕默德的悬棺那样悬在半空,无所依傍。在说话人心中,省略主格根本无所谓。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他从没想到过省略主格这个重要的信息内容之后,听他讲话的人是无法用什么直觉来听明白的。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如此的表达已使大多数中国人都成为很会猜测的人,只要简单地补上原先偶然失去的主语和谓语就行了。常常会这样:省略了全句最关键的词,也根本不知道省略的是哪个词。句子的型式、说话人的举止和语调、伴随的情景,都常常没有表明主语已经改变,但人们会发现说话人不像几分钟前那样在说他自己,而是在说他道光年间的祖父。他是怎么说过去的,又是怎么说回来的,常常是难解的谜,但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种完美的技艺。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从一个话题、一个人、一个世纪,突然而又不知不觉地跳到另一个地方,实在过于稀松平常……
汉语的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没有确切的时间和地点标记,这个事实无法澄清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混沌的感觉。
心智混乱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一种用事实本身去解释事实原因的习惯。“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盐?”你问一个中国厨师。“我们不在面包里放盐的。”他这样回答。“你们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那么好的冰,为什么冬天里不用点冰来冰东西?”“不,我们这座城市里的人在冬天是不拿冰来冰东西的。”
心智混乱的另一个标志是,一个普通人无法不走样地把一个想法告诉别人。叫某甲去告诉某乙,以便让某丙约束自己的行为,这在中国是最愚蠢的行为。要么这个信息根本没有传递过去,因为有关各方不明白这是个重要信息,要么传到某丙时已经有点走样,以至于他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要么就是与原先完全不同了。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机器里,指望三个齿轮会吻合默契,丝毫不会因为磨擦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这种想法非常不着边际。即使是那些有相当智力的人,也会感到在听到与复述一个想法时,不添油加醋、不减斤少两,是困难的, 一个善于观察的外国人,会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对一种怪异的行为发问。“就是这样的。”对方这样简单地回答。总是用那么几个词,来使这种含混不清的回答愈演愈烈。“多少”表示疑问,“几个”表示肯定。“你来这里多少天了?”你问道。“是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对方这样回答。汉语中一切具有歧义的词语中,歧义最大的便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不分男女地表示“他’‘或者她”,乃至“它”。说话人有时候只是模糊地朝着他所评论的主语的住所方向指一指,或者朝着最近听说的这个人的方向指一指。然而,这个单音节的“ta”更经常地是指一个关系代词,或者指一个指示代词,或者指一个限定性的形容词。在这些情况下,一位中国人的谈话就好比英国法庭上这样一位证人的证词,这位证人是这样来描述一场殴斗的:“他有一根棍子,他也有一根棍子,他狠命打他,他也狠命打他,如果他打他打得像他打他那样狠,他就会杀了他,而不是他杀他了。”
我们看来最愚不可及的事情,就是延误疾病的治疗,这是中国人的普遍习惯,原因是懒而且花钱。人们常常认为,忍受高烧一遍又一遍地折磨,要比花上十个铜钱——约合一美分——买一剂肯定能治好病的奎宁来得便宜。我们无数次地看到,仅仅是为了偷懒,病情有时被拖到可能致命的地步,而花上这点时间去看病,病就一定能治好。
有一个人,住在离一家外国医院大约半英里的地方,外出时染上了某种眼病,回家之后忍痛熬了两个多星期才去看病,在此期间他天天希望疼痛会止住,但结果却是一只眼睛烂了角膜完全失明。
另外一名病人,每天都去医院治疗他脖子上一块严重的溃烂,但直到第十八天才向医生诉说他的腿疼得让他无法睡觉。检查发现,他腿上的溃烂其大其深已如一只茶杯!原来他是打算治好脖子之后,才说他的腿!
中国人生活中许许多多这样的现象,令人想起查尔斯·里德一部小说中的一句话:“人类并不缺乏智力,但在智力上有缺陷——他们头脑糊涂。”
中国的教育,肯定不是让受教育者全面地掌握一门学科并付诸实践。酉方人普遍相信有些传教士确实能证实:即使经文上有天花,自己在布道时也不会染上。在中国同样的现象却十分怪异。中国的狗不是按常理去追捕狼,如果你看到一条狗在一条狼后面跑,狗也不是在追狼,他们不是往相反方向在跑,就至少是直角方向。与这种相互躲闪的追逐相似,中国人在追逐某个特定话题时也是如此。他常常能闻到这个话题的气味,不时地也快追上了,但他终究还是后退了,万分疲惫,却没有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跨入这个话题。
最后,Smith在总结中国历史时写道:“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前的,不仅试图从远古开始写历史,而且在这条冗长。混浊而又拖沓的历史长河里,既有历朝历代的大树,又有数不清的枯木烂枝。只有一个完全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才会编写和学习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会把这样的历史贮藏在宽大的“肚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