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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一语：

陳永苗先生在此文中所用词“道德”应换为“伦理”。 Morality 不是 Mores (social norms). 此定义十分关键。 望读者清晰划分。

Mr. Chen has a great article here. But his definition of "Morality" is confused with "Mores" or "Social Norms". Hereby I caution all of you to distinguish “Morality" from "Social Norms". --- Kai Chen



陳永苗︰從“成蟲”處看華人對自由制度的信心
Distortion by the Chinese

作者 : 陳永苗 2009-04-24 3:00 PM

【新世紀特稿2009年4月24日】

被香港政府委任為香港旅游大使的國際影星成龍（我們為他取名成蟲），在博鰲論壇說，台灣、香港自由太多，所以亂。“中國人是需要管的”。要不要自由制度，成蟲自身也是處在困惑當中。這涉及到國人對自由制度的信心這個難言之隱。根據台灣中時電子報民調48%網友認為成龍所言屬實。鳳凰網做了一個網民調查認同成龍說法的佔71.9%，佔絕對多數，不贊同的只有24%。

耶穌站在羅馬總督彼拉多面前，彼拉多質問，什麼是真理。彼拉多就是羅馬凱撒的在場代表。至高至大至強的人間權力面前，是否屈從權力就是真理，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事情。是站立無畏的，還是匍匐顫抖的？

如果是後者，人往往是人間權力的玩具或者道具。其思考在如何縝密，如何高深，越體現為貼近現實，越是玩具或者道具。要命的是，玩具或者道具還往往從權力處，沾得黑暗陰間的榮耀，道具在玩具面前自我夸耀，玩具在其他玩具面前自我夸耀。玩具同樣匍匐顫抖于道具面前。

一個良好的憲政，很大程度依賴于民眾對政體的信心。只要政治上有一點道德瑕疵，就會放大到全部的儒家道德政治思維方式，對于憲政而言，是一種具有腐蝕性的硫酸。可以說今天港台自由社會，對自由最大的威脅，在于人們的“心中賊”。動不動就訴諸于道德政治的判斷。

破山中賊容易，破心中賊難，中華憲政的最大天敵，就是儒家道德政治思維。我可以舉民國奠基之後的第一共和，被中華革命黨和國民黨的專政所挫敗，其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對民國奠基有一種徹底變天時刻的渴望，渴望越強烈，一旦受挫，絕望感越強，于是滿臉橫肉蠻干起來。同樣被國民黨專政的中華民國是可以改良的，偏偏不改良，而有人滿臉流氣干起革命。這個過程，就像猴子一樣，丟了西瓜撿芝麻，一茬不如一茬。

我們不能繼承傳統儒家道德政治病毒，按照道德烏托邦的理想，來苛責一個轉型中的中華，來指責台灣的民主亂象，來指責香港自由亂象。批判是為了幫助其完善，而不是全盤摧毀。已經有的，是要促成其生長，而不是壓扁打散。

道德烏托邦式的批判，是不管當下的憲政成就如何，距離完美有多遠，只要不符合完美圖景，那麼就遭到完全否定。例如對代議制政體的否定。孫中山對近代西方代議政體，由極力推崇轉向懷疑和失望，後來他得出結論，以為代議政體就是國家長治久安之計，那也是不足信，茫茫前路無歸處。一大批高級憤青在主宰民國，民國不亂不完才怪。

道德在政治生活中很重要，但是沒有儒家說得那麼重要。讓民族群體之間面對苦難和命運，就會發現，並不是道德規定了民族群體，而是民族群體為了擺脫苦難和命運的殘酷，而生成了道德。這道德，就像軍隊的紀律，沒有紀律這軍隊就可能渙散，無法抗擊命運的進攻。然而道德和紀律是第二性的，而苦難和命運的進攻，以及抵抗，才是第一性的。

紀律並不能替代戰略，道德捍衛並不能替代立法者的偉大政治。

說道德規定了群體，紀律造就了軍隊，這是一種對群體和軍隊的渴望和依賴，是一種必然性支配的說法。個體由于長期受到群體的約束，沒法長達成人，對自己沒信心，才強烈依賴道德。就像一個士兵，在戰場上孤單一個人，準覺得自己完蛋了。

自由的表象是亂，但是亂中才能取勝，亂才能發揮創造性。君不聞古人說亂世出英雄麼。自由制度是不亂世照樣出英雄，因為把“亂”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並且能夠讓“亂”服務于秩序，亂而彌有序。

以亂象的說法來阻擋民主進程，喚起民眾的恐懼，妖魔化民主，是特權階層最擅長的辦法之一。百姓從來都不拒絕自由民主，而接受的就是特權者，他們為了維護其特權統治，創造各種條件、各種說法來維持特權。他們的辦法就是把百姓置于各種有形無形的牢籠當中。喚起民眾的恐懼，就是最有效的無形牢籠。

我們今天來談民主制度、談自由制度的時候有一種焦慮，就是說民主到底是不是適合中國。這就是國人對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心不足。因為我們長期以來，也就說百年來或者千年以來，對自由制度本身沒有一個非常切身的感受，沒有享受過自由帶來的好處和自信。可能長期承受的就是專制帶來的一種約束，一種恐懼。我們說民主制度好，在理論上提供了很多論證。但是很多人對民主制度沒有一個非常親密的感受，這種感受沒有被見證。因為沒有進入那種生命體驗中，所以不覺得自由制度真的好。

這確實需要有一個心理過程的變遷。可是問題是，我們這幾十年來對自由的感受特別緩慢，因為我們的專制制度阻礙了變遷的進程。長期的專政不是讓百姓獨立、變得自由，為自由辯護、說自由好，能夠帶來創造性、發揮人的主觀創造性；而只是說自由不好，神化權力，讓民眾不斷地害怕權力、崇拜權力。特權者覺得這樣人民好管理。對自由制度的好感和信心的心理過程變遷是非常緩慢的，而且受到非常大的阻礙。

基督教給儒家傳統道德政治，所帶來的沖擊，是超善惡的。在基督教精神的訓化之下，從甦格拉底-柏拉圖開始，經歷中古，然後抵達現代，這個過程是個體逐漸對自己恢復信心，不再依賴于群體，來面對苦難和命運，也就是個人逐漸成為王者，獨立自主的人，面對苦難和命運，個人是超善惡的。

而古典時代群體可以超善惡的，個人的生命權力必須受制于善惡，受制于道德，只有代表群體的貴族可以超善惡。而現代性中，個體受到不斷鼓勵獲得強大信心，終于勇敢地面對命運，展開超善惡的生命行動。這樣本來就是冰山的，幾千年來的道德秩序體系，就走向融化和瓦解。

只有基督教，才能加持對自由的信心，守住心火，幫助台灣和香港的自由度不墮落。

（陳永苗︰北京後改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