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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 – 一个能承担个体责任的获奖者
Liu Xiaobo - A Person to Bear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人的伟大是从人对自身瑕疵的自省与个体责任的承担上体现的
“自由人”对抗“中国人”序列
"Free Beings" vs. "Chinese" Series
(简评人们对刘获奖的反应)
Kai Chen Comment on Liu's Critics
陈凯 Kai Chen (Written 10/9/2010, Reprint 7/2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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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人往往愿意从他人身上去发现伟大的闪光。 一个渺小的人往往迷恋在从他人身上去发掘瑕疵。 一个伟大的人是有自省意愿、能力与勇气的人。 一个渺小的人是缺失自省意愿、能力与勇气的人。 一个伟大的人是一个努力达到灵、智、行、言完整一致的人。 一个渺小的人是一个灵、智、行、言毫无一致的支离破碎的人。 一个伟大的人并不去首先躲在人群中指手画脚地去嫉妒、挑剔他人,而是首先要求自己追求真实、追求自由幸福并勇于承担个体责任。 一个渺小的人则绞尽脑汁用各种方式(尤其是在群体认同的保护下与对个体他人过错的指责谩骂中)逃避真实、自由、幸福与个体责任。
从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前后的中文系人们的言论评判中我不难看出伟大与渺小、存在与虚无、追求与逃避、自由与专制的博争。 大多数维护中国专制文化的卫道士们都是试图回避、逃避个体自由与责任的人。 一些能批判分析这种专制文化的人们也试图用“受害者情结”回避、逃避个体自由与责任。 那些苛求刘晓波的人们大都是被中国群体专制文化奴役的人们。 寻求所谓“完美”的代表人士与救星而从不反省自身“原弊”是这些人的典型特征。
大多数所谓的反共人士们都迷恋在揪群结伙、争权夺利、互踩互捧之中而从不以个体良知为准去做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事情。 只有极少数的良知人士们在默默地用自身的言行去做那些有意义的事情: 杨逢时女士每一年以个体身份组织纪念六四的音乐会;王友琴女士一直不倦地用个体身份书写去暴露毛共在文革中的暴行;我本人也会用我个体身份去尽力保卫美国的自由价值 – 冲击毛像与“孔学堂”是我作为一个自由人应尽的、基良知理性的个体责任。 然而,大多数的中文系人们都迷恋着去建立什么“组织”、设立什么“头衔”、在人群中寻找什么“地位”与“他人的认同与承认”。 无价值、无信仰的“群体文化”使这些人们在没有他人相依相存的时候无所适从。
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刘晓波并不是一个没有原弊的人。 刘晓波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自省与对他个体责任的承担。 六四之际,刘晓波并没有像方励之或大多数的所谓天安门学生领袖们一样,首先想到的是逃离现场与他个体的人身安全。 他与极少数的几个六四参与者在最危险的时刻回到了天安门广场并因此被捕入狱。 这种对个体自由的追求与对相应而来的个体责任的承担赢得了我的尊敬。 胡佳、高智晟、陈光诚等勇敢的良知个体也因为他们对自身个体责任的承担赢得了我的尊敬。 林昭、遇罗克、魏京生等勇敢的良知个体也都是承担个体道德职责的典范。 但我完全可以断定: 如果你用负向的群体、专制文化心态去审视我所提到的这些良知个体,你都会发现他们无一不是有瑕疵、有原弊的、有能力限度的人。 然而,用这些人身上的不完美去否认他们的伟大之处,甚至用歇斯底里的病态疯狂地去编造谎言将他们作为敌人去打击只能说明这些病态攻击者们的渺小与无自知自省的专制群体心态。
基督的精神是建立在对人性的精辟与正确的解读上的: 每一个人都有“原弊”,都是不完美的和有局限性的存在。 但这个人生来的“原弊”绝不意味着人的绝望与无奈。 相反,人的对自身“原弊”的认知与自省使人成为“主动体”去追求个体自由并承担个体责任。 由此,人可以不断地在道德指南下向“人的伟大”行进。 希望由此取代了“被环境、文化背景、种族、出生等所限定而产生的无奈绝望感”。 人的自由基此成为可能。
对“不同与原弊”的不容忍往往导致对“专制与邪恶”的不得不容忍。 强权,地位与人对未知的恐惧感之所以成为中文系人们的共同病态追求与生存的基点就是因为中国专制文化对人性的歪解、曲解、病解。 一个不自省自身“原弊”的人是一个不可能追求真实、正义、自由与尊严的永远逃避个体责任的可怜虫。 至终,我要去问每一个中文系的人: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什么? 你到底在生命中想得到什么? 你对你自身的自由,尊严与幸福究竟做过什么,有过什么个体的选择? 你每一刻都在反省自身去追求真实吗? 你想做一个伟大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