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转载/象形文字害苦了中国人
The Defect of Chinese Language

博主：长将 　发表时间：2010-12-24 09:11:24

文化现象和文明是由人所创造的，文化创造者的行为结果，这个行为结果是群体中每一个个体所付出行为的总和，个人行为在大部份的情况下都是思维操作后的表现。 思维操作离不开思维工具，人类的主体思维工具为 “语言”和 “文字”，而使用了存有差别性的思维工具，则会导致在思维操作上形成不同的定势或倾向， 从而造成不一样的 “思维模式”。 作为思维工具, 语言和文字两者间也存在着因果关系，也就是语言的特点决定了表记这种语言的文字的形态。从不同的语言产生了各种的文字，以语言和文字作为人类的思维工具来操作思维过程，然后思维操作的结果被付诸行为，行为成为了思维结论的输出结果。而个体行为之总和就导致了我们所见的宏观的文化现象。语言是形成思维模式的第一因， 而思维模式则是造成文化现象的最根本因素，在这里并不是一概排除掉地理因素和历史偶然性对文明和文化现象的影响作用，不过这些因素只能位于语言和思维模式这些关键成因之后，地理因素只有在同一思维模式的圈子中起作用而造成同一圈子内各聚落群体的差异性，中国和西欧人在文化上的差异，思维模式则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最根本原因，相比之下，地理因素可以忽略不计。

科学指的是思想，包括理论体系，逻辑系统和方法论，而技术指的是理论的输出部份，是行动部份与其结果，这是有形的实体和可感知的，理论与思想部份属于思维操作，较难作出比较，若要比较，也只能比较根据两者的观点在转化为行动后所带来的成果。例如甲宗教与乙宗教，就其纯理论来看，实在比较不出它们的好坏，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比较一下，以这两种宗教作生活指导的信徒在行为上的差异， 如果甲宗教信徒生活态度普遍积极活跃，但乙信教则生活消极，我们从此可以认为甲宗教要比乙宗教更值得推广。 在技术方面同理，不论是什么理论体系下的技术都可以通过其输出结果的合理性和实用性作出比较，例如对中医和西医甚至是巫医这些技术，我们都可以通过对治病的疗效来比较出高下，假如对某一种病，只有巫医才能治好的，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巫医技术在这个疾病上要比中医和西医都更胜一筹。

以输出结果作为比较原则，中国与西方的 “科学技术”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哪怕她们的理论和方法完全迴异。为了全面而彻底的解答 有关中国与西方在这方面的差异性，我们还需要深入认知东西方在科学技术中的理论系统和逻辑体系，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发展上所走之路迴异，虽然如上所述以功效性可以对两者作客观比较，但在背后的发展理论，思想和逻辑却是完全不一样的，由此可以解释到中西方在技术水平上存在的差异性。 这种先进与落后的差异性是由道路的迴异性所造成的，那么这种迴异性是如何形成的，这就成为了另一个问题，还有为甚么中西方的发展不会合流，从而泯灭掉其中的迴异性，而事实就是因为不可泯灭才可能在这方面渐行渐远。

科学技术的发展属于文明和文化现象的一部份，它们都是思维模式的产物之一， 这就是说，中国和西方在思维模式上的分歧是造成两者在科技发展上走上迴异之路的原因。 中国的思维模式是“象化思维”模式，而西方的则称之为“量化思维”模式。 象化思维模式是可视化的思维模式，量化思维就是听觉式的思维模式。形成思维模式的第一因在语言文字，再准确来说，就是语言。中国人使用的语言—汉语属于“孤立语”，孤立语以单个音节(字节)指示概念，而且这个音节和所指示的概念不会因它们在句子中处于不同位置而改变，这就是汉语的孤立性。 而西方(西欧)语言为“印欧屈折语”， 屈折语中的词语由音素组合，而且音素之间的分界不明显，音素组合成的概念会因位置和语法意义的改变而变化。

世界上各种语言在最初期都经历过 “象形文字”的阶段，而只有孤立式的汉语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会意方块字，对于汉语的孤立性而言，音节(字音)是固定不变的，一旦以某一图形(方块字)作指示后，这个图形在任何情况下， 它的书写外形就不存在任何变动的必要。所以只有孤立语才能发展成为表意文字， 因为孤立语单词的读音是单音节的，而且发音不会随语法而变化，所以通过一个汉字来表记就可以。语言的特殊性直接决定了表记该种语言的文字的形态, 在这前后者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古希腊被公认为西方文化思想的发祥地，古希腊人在为自己的语言创立这一套文字时，首先要认知自己的语言，在认识语言的过程中发现到，语言中的语音可以被分割到最小的单位，这就是音素，包括有元音和辅音，语言中的音节就是由这些不变的元音和辅音组合而成，这些元音和辅音的数量是有限的，只要分别以字母作表记， 就可以通过字母的组合表记出所有变化的语言，完全表音的希腊字母系统就是这样诞生了。在这里存在着一个 “定义性”模式的引入，也就是字母是通过定义过程来指示相对应的音素。在定义之前，字母的字形和音素不需要存在任何的关联性，因此也可以通过其它字母来指示音素，或把字母指向其它的非音素内容作重新定义。在这个认知过程中还涉及到“演释”的模式, 就是只有当单词中所有的字母都被确认后，这个单词的概念才可以被指示出来，一个字母的不明确可以令单词指向了其它的语意，这正如“三段论”所要求的，只有前两个条件都满足后，结论才可以成立。在这套完全表音字母系统里也涉及到一个 “确定性”的问题， 就是音素的确是不可再分的，只要用大脑来细细玩味其中的发音即可，我们不可能再把元音与辅音再作分割， 从大脑的经验可以肯定音素的不可分割性， 这就是对这种性质的“确定性”。

把语言分割成音素，再以字母表音素来记录语言，从此对语言的研究就不再需要以口语语言为对象，因为文字已经可以完全反映语言，所以古希腊人就把文字视作研究语言的对象，语言本来是主体，但是现在可以把对主体的认知转移到对客体身上，这就是“主客体分离”的认知模式。这种“主客体分离”的认知模式与“分解认知”模式是分不开的， 对主体的认知必须建立在对它作全面分解直至到最小而不可分解的元素上，而这些元素的不可再分解性要建立在以上所提的 “确定性”上， 然后再通过这些元素作重组并成为了对主体的“镜像”式体系，此为客体， 然后再通过客体作为媒体来认知客体。因此古希腊人发展的“量化思维”模式存在着“定义性”，“演绎性”，“确定性”，“分解认知”和 “主客体分离”这五个关键因素。

对语言的认知其实就是对听觉信息的认知，但对于人类来说，视觉接收的信息远比听觉为多，因此古希腊人就把这套从认知听觉信息总结而来的方式套用到视觉上。古希腊人把视觉图像进行分割， 直至最后只剩下点，直线和弧这三个最基本的元素。其实最基本的图像元素是点，点可以组成线与弧，但是抽象存在的点是不可见的，所以只有用直线与弧来表示点的存在，而直线与弧都是可见的，这就提供了确定性，而弧线就是圆的组成部份。古希腊人就是通过对几何学来认识外部的物质世界，所以他们十分重视几何学，古希腊的几何学不注重计量和数字，不像中国人那样，而是只研究空间的逻辑关系，他们只使用圆规和没有刻度的直尺来研究几何学。这种分割主体到最小单位，然后再组合客体，再对客体作认知的模式就是 “量化思维”模式的应用。

中国汉字有别于拼音文字，它是一种以字形表意的文字，这包括两个方面来表意，第一是通过辨认字形来确认汉字所指示的概念，这一点就有别于印欧屈折语的文字。辨认英语单词是需要在每一个字母都被确认的情况下，才可能把字母串合并指示出概念，这是“演绎”模式， 如果有一个字母不正确， 就有可能指向另一个概念，它们虽然只有一个字母也就是一个辅音之差，但是具有完全不一样的语意。 相反，汉字允许写得潦草一点，只要具备了基本字形就可以辨认，就像辨认视觉的图像一样，在光线不足，外形半遮和移动中的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辨认物品，还有在认识了“杯” 这个对象后，我们也就知道眼前的这个像杯的对象也是杯，虽然这杯并不是刚才所见的杯。这是因为视觉辨认，或者称之为大脑处理视觉信息的方式， 就是对属性的辨认， 辨认对象外形的属性。因此两只茶杯只要具有相同的外形特征，另一只也会被认为是茶杯。 而且大脑在辨认过程中也不会关注具体的量化数字，例如茶杯的口径有多大， 杯耳弯曲的角度是多少等。 这等于我们见到熟人一样，一看就认出是他， 也看出他与上次见面时有点不同， 但是我们却很难说得出，我们是凭甚么量化的数据来认出这个朋友的， 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大脑对特征的处理都是在潜意识间进行的。

辨认汉字字形就好像辨认图像一样，这就是对图形的模拟。 在另一方面， 理解汉字的字义也需要模拟的操作， 通过汉字令大脑从图形的模拟提升到概念的层面。 例如，会意字“信”， 就是人言为信，“信”的概念带有“言语”的属性。 又如 “武”就是“止戈”， 表示 “武”与兵器和战争有关。指示字“上”， 以 “点”表示位于上方的信息。象形字如 “日”，说明太阳具有圆形的属性。形声字如 “江”， 说明了 “江”的概念与水有关，而且还带有“工”字的谐音， 这是一种谐意属性。 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象化思维，一种以图像化概念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在图像化即“象化概念”中， 主要包含属性信息，象化思维就是一种处理属性的思维模式。人们使用汉字的过程就是训练这种处理属性的思维过程，长此下去就会形成象化思维模式并不继加固这种模式。大脑本身对视觉图像的处理以视觉机制来完成，因为汉字以图形示意，所以汉字令处理视觉信息的模式提升到处理概念的层面，概念图像化就形成了象化概念。除了象化概念外，象化思维将会以“包容递进性”和 “互属性”作为象化思维的逻辑机制，而“取象模拟”则是概念间的互动方式。

注：网络盗版摘录整理。

小菜刀于2010年12月23日星期四，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