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language produces living dead 中文语言只制造活死人

邱震海新作《中國人成熟嗎？》的感想 － 華人精神盲點源於漢語邏輯

2013年8月21日

邱震海新作《中國人成熟嗎？》是近年來對華人本質的論述作品之中，比較全面科學化地把華人的思維模式展示給讀者，與其它的民族性格論述，心理分析論述或行為模式論述不同。

這本書集中討論「中國人集體精神世界的成熟程度問題」。邱老師認為：中國人須從聰穎走向成熟，中國人悟性很強，但缺少的是「臨門一腳」的理性精神的學習和培養。

「清末新政，我們功虧一簣，不然20世紀中國歷史將會改寫；辛亥革命，我們功虧一簣，不然20世紀的血雨腥風將可避免；如今，中國的改革又到了十字路口，各派爭執不休，我們是否又要功虧一簣？」：邱震海感同身受地一問。

邱老師認為中國人須擺脫情緒直達核心，並對中國人的本質進行一次全新研究。本人十分同意，華人的思維盲點有需要作全面分析，最好的方法是直接瞭解華人的大腦結構、意識形成、思維建立及思考模式。

通過功能性磁力共振儀，我們可以利用活人來研究人類的大腦思維，現在科學家已經掌握了大量有關思維原理的模型，比如記憶的形成與消亡，大腦不同區域的功能大家現在所瞭解的有關語音區、視覺區、聽覺區、平衡區、圖形區、符號區、味覺區，加速區與身體感官區等等。科學家利用高功能的新型功能性磁力共振儀，對納米大小的腦神經細胞進行近距離的定向觀察，並發現了注意力、意志力等多維高階思維模式的模型。

原來人類思想的構成機制並非由邏輯來主導的，最主要的主導原因是腦神經細胞之間的關聯性結構(Neuro-correlation)。 在語音思維形成的時候，音、意、景、物、形等的感覺會由產生的時候所觸動的所有腦細胞產生改變，並引發記憶區內的腦神經做出一系列的特定形態，並產生了一個特定的記憶的細胞群。

通過腦科學家的研究，當我們用中文來思考數學計算的時候，華人所用的大腦區間與美國人所用的大腦區間是不同的。這證明華人的思維方法，或是用中文來思考的方法與美國人是完全不一樣。 中國語言與文字在兒童成長期間內，已經在個人的大腦之內產生了其獨特的結構與聯繫模式，這個模式是一種長久性的結構化，除非該兒童在成長期內學習其他語言和文字，這種結構化會影響他的一生。

腦科學家有關嬰兒神經結構的研究之中，發現了一個腦神經細胞減少的過程。嬰兒由0歲至3歲，腦神經不停地進行相互關聯，也不停地消亡。由原來的1000億多個神經細胞減少到50%，在此期間，這些腦神經細胞進行重組，包括語言功能，形成語言神經區、視覺神經區、聽覺神經區、觸覺神經區，與其他20多種感官區例如音樂區等，在這些神經細胞的相互聯繫之中產生了自我意識、自動學習與鍛煉的大腦。語言區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考區域，它的作用綜合了各種感官與形態的細胞所提供的資訊，並進行概念化處理，為將來的高階思維模式提供了基礎。所以說，為什麼嬰兒的語言學習對其將來的智力發展最為重要。

除了日常生活之外，嬰兒大腦的日常工作離不開語言的學習與應用。語言的形成是綜合了音、意、形、色、景、事與觀的綜合概念過程，例如，中國語言中的媽媽、我們一想起這個語音的時候就會產生有關各項感覺，這就是嬰兒對世界的認知過程。

嬰兒從單字、雙字、三字的形成，漸漸地在嬰兒大腦產生了語音區域與其學習的機制。這種機制是一種高階思維模式(High-Order-Thought)的雛形，這種高階思維模式是一種將來形成自我意識、自我認識和行為習慣的基礎。

中國文字與其他國家的文字非常不同，區別是在中文是一種圖形文字。它與其它的文字在腦神經細胞形成所擁有的模式與神經結構化過程產生辦法不一樣，舉個例子，英語是屬於語音與文字同體性質，在一個英語單詞出現在腦神經的時候，它只會與語音區、符號區產生關聯，之間的腦神經聯接比較緊密。

相反，由於中文語音與文字並非同體性質，就是說華人在學習語言的時候已經能產生比較獨立的思考體系，它與中國文字的圖形腦神經區的相關聯接並不緊密。結果，新的中文圖形區會產生另外一種鬆散式的思維模式，並獨立於原來的語言區。

對於學習中文的兒童，由於中文是一種象形文字，兒童在學習的時候會把中文放在圖形區，並不是語音區。這種區域的分佈，會形成兩個獨立的思維區域。簡單來說，華人的思維模式是比較複雜，更多層次。

所以為什麼很多外國人總是不明白，華人在想什麼。同樣的情況，華人也不明白外國人在想什麼。這就是因為大家的腦思維結構有所差別所致。

由於語言及文字的相對獨立及具體，使華人產生了兩個獨立的思維體系在同一個大腦之中，所以華人的心理結構、行為模式、推理方法、處理態度、工作態度、生活態度、家庭觀念、社會觀念、世界觀念也與其他國家與民族不同。

簡單來說，大部分的華人的思維模式是一種典型的二元性思維結構，這種二元性思維結構表現在平時的生活上，絕大部分的老百姓是用語音區來思維，他的思維特性的行為表現是實際、勤奮、刻苦、順從、忘我，比較容易接受權力的支配。

由於這種二元性的思維模式，使華人不容易產生一種具有邏輯性思考的方法 ，面對21世紀挑戰，中國要發展成為一個科技大國，國人必須加強有關邏輯性的思維教肓。

孔子是最瞭解華人的特性，他主張，華人要修身、治國、平天下，就是因為華人的二元思維容易產生一種不穩定的內心狀態，並容易在行為上失控，故此，孔子提出華人先要做的是修身。

相信大家都聽過「語言決定論」及「語言相對論」這二個理論指出語言是一個地區、群體、民族、國家最重要的本質，其他方方面面的事情，包括經濟發展、教肓水準、文明程度、社會價值觀、政治制度、資源分配、權力分佈等，都是該地方語言的投射現象而已。

語言相對論是一個未經科學實驗證明的假設性理論，簡單來說，什麼國人，說什麼語言，用什麼文字，便會出現什麼文明、出現什麼政府、出現什麼食品。這一切都是相對等的。

香港中文大學的張學新教授，發表了劃時代的N200 腦電圖的科研成果，並提出了漢語並非象形文字，而是一種獨有的視覺文字。漢語與世界各國的拼音文字有著本質上的差異，漢語有其獨有的羅輯糸統；這種「漢語羅輯」並不同於西方語言的傳統抽象羅輯。

張教授的全新發現突破了數百年來大眾對漢語語言學，漢語心理學，漢語神結經科學的科研努力，這一發現震撼了中國的腦科學界。著名思想家及哲學家黑格爾曾經說過：華人是例外的例外。張教授可能代到了原因：華人在思維決策上與眾不同的最大原因，可能是由於華人長期使用漢語來思維的原故。

形成「漢語羅輯」的獨特大腦神經結構是因為漢語文字的特性做成，眾所周知漢字是一種圖像文字或稱象形文字，它通過視覺神經進入大腦，相對其他拼音文字附號，漢字的圖像顯得復習得多，漢字之間的變化又大，漢字的數目又多；大腦需要更大的腦神經結集及運算，才能夠對每個進入大腦的漢字進行差異化、個別化、意像化的深層次分類；在進行思考的時候，漢語思維必然再一次從視覺神經區之中，重新接觸原來的視覺感官神結經結，提取關連的意竟，除去差異，再重新組合神經結。由於漢字的復習、多變和數量大，人類大腦的神經連結只是一個仿真系統(Analogue system) ，不可能在每次的組合過程都完美，結果的後果是意念的不準確變成普遍現象，大大影響到抽象概念化能力的產生。

現代羅輯是科學理論的基石，它需要準確的抽象概念能力的運用，進行抽象的推理、歸納、假設、演化以及結論等的程式，整個運作過程，對大腦神結經的要求很高，而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意念的清晰。

由於華人長期使用漢語的原故，華人的思維模式也慢慢地變作漢語思維模式，若果這個人從嬰兒期到成年期之中，沒有接受外語教育的話，他的一生的思維模式將受到漢語思維的限制，很少人能夠跳出語言思維的困局。世界知名的思維學家Edward de Bono 曾經指出，每個人的思維能力與其所學的語言有極大的關係，要變做一個有創新能力的人，便先要衝破語言的鎖鏈。漢語是一種「感官語言」，它與使用者形成一套連結身體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及嗅覺等的全面性神經細胞連結系統，並產生出特有的漢語羅輯。

日本作家加藤嘉一曾寫了一本書：「中國的羅輯」，他指出漢語羅輯的特性是主觀、感性、多變、無標準、個人化、重血緣和隨意。這些特性與一個現代化的大國的型象有很大的差距，他表示大多數華人並未達到作為現代公民的資格；例如食品的安全問題，華人是缺乏人類的基本道德規範，不單只沒有現代人的普世道德價值，不能害別人，更視法律為個人的工具，全無客觀科學的標準。如果想與華人討論人權、民主、自由、法治、公義、平等和環保等當今現代人的普世價值觀，只是對牛彈琴，大部份華人是沒有這些抽象概念。

「漢語思維與羅輯」是華人走向現代文明的最大障礙。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漢語曾經幫助華人建立起輝煌的中華文化，唐朝是一個全球最繁榮昌盛的帝國，史稱「天朝」，宋朝時期，無論是文化藝術、飲食旅遊、衣服飾物及建築設計，都是別具一格，在人類美學歷史上留下印記。漢語是一種「感性的藝術語言」，漢語用來寫詩、作畫、寫意景，都是一流的文字；可惜的是，漢語並非萬能的，它並不是一種「理性的科學語言」，漢語用來寫現代法律、作數學運算、寫科學推論，都顯得不倫不類。正可能是這種「漢語的弱點」，引至華人的思想時常過於感性及單一，例如：見到長城便想流淚 — 華人情緒核心。

二元性思維模式的其中一個優勢，便是模仿力強，原因是因為兒童在產生二元性思維的時候，大腦神經系統需要進行一次巨大的重塑進程，由於中國文字的圖形特性，在兒童學習中文的時候，文字會首先由視覺神經系統轉化為影像，並進入了圖像區域，與此同時，該文字的語音由聽覺神經，轉化到聽覺區域，這些由聽覺神經會與原來的聽覺記憶神經進行相互對接，並由聽覺區間的記憶神經與其他有關語音的感覺記憶神經，例如：情、景、意等各種原來的記憶神經交流並重組。腦科學家發現，這個記憶神經細胞群有一促在增加記憶的時候的重組過程，可惜的是，可能是因為記憶細胞群的承載量的限制，圖像記憶細胞所需的細胞可能更多，它不能由原來的語言記憶細胞群所容納，而要在大腦圖像區重新建立一級圖像記憶細胞。

經過這種大腦重塑過程，中國兒童能夠有兩個思考區間，也由於中國兒童在6至7歲時候已經能夠建立兩個思考區間，故此，中國兒童之學習能力與領悟能力也比同齡的西方兒童為高，其中的原因是由於在形成兩個思維區的時候，必須也同時創造出一個新的控制區來協調它們，這個新的思維控制區便是概念化區域，它的位置是在大腦前葉之內，並不在聽覺區及視覺區之內。

概念化區間是多層高階思維模式的基礎，它主導著兒童到少年，以及成年的智力、推理能力，價值觀等高階思維。

中國兒童普遍要比其他國家兒童更為醒目的原因是他們的概念化區的發展較其他國家兒童為早，故此，在大部分的智力測驗之中，中國兒童都是在比較高的位置。

可惜的是，人類大腦的結構是非主動性的，即是說人的大腦神經也是十分懶，如果沒有需要及外部或自我的要求，它會減慢發展，中國大部分人的大腦到了形成二元性思維模式及建構了簡單的概念化思維模式便停了，不發展。

孔子說：吾日三省吾身，這是因為內省是一個發展的概念化的思維區的重要步驟，我們通過內省(Introspection)的方式，可以強化及重塑概念，使一個更有個體意識的自我形成，並能夠產生一種客觀的思考方法。

一個完整的概念化思維模式，會具備歸納、分類、推理、邏輯、客觀辯證、計畫、同理、設計、創作、模擬等多層高階思維能力。

這一種具有高度與完整的概念化思維能力在中國成年人並不常見，即使經過大學教育，還有很多畢業生並不具有一個全面發展的概念化思維區域。

原因是具有二元性思維模式的華人，他可以光用文字的圖形思維區，使可以完成大學程度的要求，而不需要用到更高級的概念化思考區，結果的是，很多人的文章可以寫得很多，文字秀麗，但是文章內容往往不合邏輯，經不起推敲。

而大部分的老百姓，他們畢業之後，根本不用文字區域的思維，只需要用原來的語言區域思維便可以解決日常生活及工作所需，所以中國老百姓就是十分勤勞，而有些忘我之故。

只有少數華人，他們可能由於生活所需，或出於對知識的追求，或個人興趣的關係，或好奇心驅使，或個人意志的堅持，才能把概念化區域慢慢發展好。

現今的中國腦力結構可以說是以二元性思維為主體的腦力結構。